路上，祝英台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梁山伯。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背着一个半旧的书箱，绳子勒得肩膀微微发红。说话时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见了她先是拱手作揖，声音像春日里的微风：“在下梁山伯，见过祝兄。”
确实是个标准的书生，干净得像张白纸。可他看她的眼神，总带着点过分的“欣赏”，像是在打量一件稀世珍宝，让她浑身不自在——尤其是当他的目光扫过她刻意束起的胸口时，那探究的意味几乎要溢出来。
“祝兄看着面生，是第一次出门求学？”梁山伯笑起来眼角弯弯，像只无害的兔子，手里还提着一个小布包，“家母给我备了些点心，祝兄不嫌弃的话，路上可以垫垫肚子。”
“嗯。”祝英台敷衍地应了一声，没接那布包，心里却在盘算：得想个办法，离这位“命定之人”远点儿。最好是让他觉得“祝英”是个脾气古怪、难以相处的家伙，自动退避三舍。
到了尼山书院，她故意选了离梁山伯最远的房间——那间房紧挨着后厨，油烟味重，还时常有老鼠光顾，前世的祝英台是万万不肯住的。她又以“自幼体弱，经不起风寒”为由，躲过了好几回集体活动，无论是踏青还是诗会，一概称病缺席。
可梁山伯像是长了跟踪器，总能精准地“偶遇”她。在藏书楼找书时，他会捧着同一部《论语》凑过来：“祝兄也喜欢这部？我给你讲讲其中的妙处？”在食堂打饭时，他会端着餐盘坐在她对面，把自己碗里唯一的一块肉夹给她：“祝兄看着清瘦，多吃点。”甚至在她去茅房的路上，都能撞见他“恰好”洗完手出来，笑着说：“好巧啊，祝兄。”
“祝兄，这是我亲手抄的《诗经》，你看看有没有错漏？”他递过来的本子上，字迹娟秀，却在“关关雎鸠”那一页，用朱笔圈了又圈。
“祝兄，后山的菊花开了，一起去赏玩如何？我听说那里的菊茶很是清冽。”他站在廊下，手里还拿着个空茶盏，像是早就等在那里。
祝英台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堵在了梁山伯回房的路上。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抱臂看着对方，语气冷得像冰：“梁兄，实不相瞒，我性子孤僻，不爱应酬，更不喜欢和人走得太近。你还是别总来找我了，免得大家都不自在。”
梁山伯愣了愣，眼底闪过一丝受伤，像只被雨淋湿的小狗，却还是温声道：“是我唐突了，祝兄莫怪。只是……我见祝兄才华出众，性子又直爽，实在心生敬佩，想与你结为知己罢了。”
“知己就不必了。”祝英台毫不留情地打断他，“我对‘知己’二字过敏。”
说完，她转身就走，懒得再看他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心里却在冷笑：还知己？再演下去，是不是就要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了？
摆脱了梁山伯，祝英台终于松了口气，开始真正享受书院生活。她本就聪慧，上辈子为了写论文，啃过不少古籍，换上男装后少了女儿家的拘谨，和同窗辩论时思路清晰，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下笔写文章时见解独到，尤其在农商、水利等实用学问上，总能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毕竟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不同。很快，“祝英”就成了书院里的“名人”，连山长都时常点名让她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