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上积了层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王建军沿着铁轨边走边看，军绿色的挎包在他身后一颠一颠的。“你看这！”他突然喊了一声。
铁轨中间的碎石上，有个浅浅的脚印，左脚的，前掌深后跟浅，像是拖着腿走的。脚印旁边有个搪瓷缸的印子，圆圆的，边缘有两个小豁口——我哥的缸子去年摔过，边上磕出两个豁口。
“他从这走过。”我的声音发颤，雨水流进嘴里，咸津津的。王建军从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把脚印画了下来，笔尖在纸上戳出个小洞。“往北边去了，”他指着铁轨延伸的方向，“那边有个废弃的信号站。”
信号站的铁皮顶锈得掉渣，窗户玻璃碎得只剩个框。王建军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地上散落着几张旧报纸，上面印着1985年的日期。“有人在这待过。”他指着墙角的火堆印，灰烬里还埋着半截火柴。
我走到靠窗的位置，窗台上有几道划痕，像是用指甲抠出来的。突然，我看见窗台下的砖缝里，卡着半块红布。我伸手把红布拽出来，布料磨得发薄，边角绣着朵歪歪扭扭的梅花——这是我妈给搪瓷缸做的套子！
“王警官，你看！”我把红布递给他，手抖得厉害。红布上沾着点褐色的东西，像干涸的血迹。王建军用镊子夹起红布，对着光看了看：“这布是纯棉的，跟你家的那块一样？”
“是我妈绣的！”我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她眼睛不好，绣的梅花歪歪扭扭的，全胡同就这一块！”
王建军把红布放进塑料袋，又在屋里转了圈。墙角有个破木箱，锁着，锁头锈得打不开。他从挎包里掏出把小刀，撬了半天，锁头“咔哒”一声开了。
箱子里铺着块蓝布，上面放着个搪瓷缸。缸子上的“劳动模范”四个字掉了漆，边上有两个豁口，正是我哥那只！我伸手想去拿，王建军按住我：“别碰，上面可能有指纹。”
他从挎包里掏出副白手套戴上，拿起搪瓷缸翻来覆去地看。缸子是空的，内壁结着层垢。“底部有字。”他把缸子底朝上递给我。
缸底用红漆写着个“晚”字，是我哥的名字。去年他走前，特意用红漆把名字描了一遍，说怕时间长了磨掉。
“他肯定来过这。”王建军把搪瓷缸放进证物袋，“这缸子得带回所里化验，看看里面有没有残留物。”
雨小了点，天边露出点灰蒙蒙的光。王建军把证物袋放进挎包，拉链没拉，敞着口。“晚秋，”他突然开口，声音有点哑，“你哥失踪前，有没有跟谁结过仇？”
我想起去年秋天，厂里评副厂长，我哥和张建国竞争。张建国到处说我哥偷了车间的零件，我哥气不过，跟他在厂里打了一架，被厂长扣了当月奖金。“张建国，”我说，“他是车间主任，跟我哥不对付。”
王建军点点头，往笔记本上写了个“张”字。“我去厂里问问。”他把笔记本塞进挎包，“你先回家，有消息我马上告诉你。”
我站在信号站门口，看着他踩着水洼往巷口走，军绿色的挎包在他身后晃来晃去。风卷着雨丝吹进信号站，掀动了地上的旧报纸，1985年的日期在风里翻来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