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我李福贵都会用那块浸透了茶渍、早已看不出原色的粗布，仔仔细细地擦拭清平茶馆里每一张桌子、每一把椅子，最后是那些摆放整齐、釉色温润的茶碗。这习惯从爹手里接过来多少年，就持续了多少年。1937年初秋的清晨，当我正擦着柜台时，沉重的皮靴声便踏破了小镇石板路的宁静，像锤子敲打着人心。我抬起头，从半开的门板缝隙望出去，一排排土黄色的军装刺眼地填满了狭窄的街道，刺刀在晨光里闪着冷冽的光，映着他们毫无表情的脸。我认得那领头的，山本一郎，个子不高，眼神却像毒蛇的信子，扫过之处，街面上的百姓都低了头，匆匆躲避。他身后跟着几个兵，歪斜的帽檐下是野兽般毫无温度的眼睛。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窒息的铁锈和尘土混合的味道，那是侵略者的气味。
我收回目光，继续擦拭手中的茶碗，那碗壁光滑冰凉，我却觉得手心黏腻腻地出了汗。清平镇，连同我这小小的清平茶馆，从这一刻起，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日军进驻后，茶馆的生意果然一落千丈。往日常坐的老茶客们，脸上都蒙着一层灰，说话声音也压得极低，眼神不时警惕地瞟向门口。角落里，王老蔫儿正低声向几个相熟的邻居诉苦：“……那几亩刚灌浆的麦子啊，全给踩踏光了！我老婆想拦一下，就……就被枪托砸在腰上，现在还躺着起不来……”他浑浊的老眼里全是血丝，声音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邻桌的张大伯狠狠把粗瓷茶碗顿在桌上，茶水溅出，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畜生！都是畜生！”这话像火星子落进干草堆，几个汉子都红了眼睛，拳头在桌下攥得死紧。我提着铜壶过去续水，故意提高了些声音：“几位老哥，喝茶，喝茶，凉了伤胃。”目光却迅速扫过他们，带着无声的提醒。张大伯猛地灌了一大口滚烫的茶水，烫得龇牙咧嘴，那股憋着的愤恨才被强行压了下去。
这时，门口光线一暗，一个穿着深灰色长衫、戴着顶半旧礼帽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身板挺直，目光沉稳地扫视了一圈，径直走到靠窗光线稍暗的那张方桌坐下，那是我特意给他留的位置——赵刚，游击队的骨干。我心头一紧，面上却不露声色，提着壶走过去：“这位先生，来点什么茶？”
“掌柜的，有上好的龙井么？”他声音平和，手指却在桌面上看似随意地敲了三下，两短一长。这是我们约定的暗号，表示有重要情报需要传递。我一边应着“有，刚从南边捎来的”，一边麻利地摆上茶具，三个茶碗，一个居中，两个稍靠后，碗口对着他——意思是“安全，可以交接”。我把茶壶稳稳放在桌上，壶嘴正对着他：“您稍等，水这就来。”转身去灶间提滚水时，顺子，我那机灵的伙计，已经拎着铜壶小跑着过来了。他显然也看到了赵刚的暗号，眼神亮了一下，对我微不可察地点点头，立刻走到门口附近，假装擦拭门框，实则是替我们望风。
赵刚压低的声音随着水汽一同飘来：“福贵叔，可靠消息，鬼子这几天在镇子西边十里铺那片加紧修工事，挖了不少坑道，还存了大批弹药。具体位置和守卫情况……”他从袖筒里极快地抽出一个折成小方块的油纸包，借着接茶碗的动作，闪电般塞到了我手中。纸包还带着他的体温，却沉甸甸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心一缩。我迅速把纸包塞进围裙下腰间的暗袋里，心跳得擂鼓一样。这薄薄的一张纸，关系着多少战士的性命和战斗的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