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哒。”
锁舌弹开的声音在过分安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空洞。我推开门。房间不大，窗户紧闭，拉着厚厚的窗帘。空气凝滞，带着灰尘和金属特有的冷冽气味。房间中央，靠墙立着一个巨大的、深灰色的金属保险箱。它像一头沉默的钢铁巨兽，冰冷、坚固，是这个家真正的心脏，也是我无法挣脱的囚笼。
我走到保险箱前，蹲下身。钥匙再次插入箱门中央那个更大的锁孔。转动。内部传来沉重的、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厚重的箱门缓缓弹开。里面是分层的格架，铺着墨绿色的丝绒。丝绒上，静静地躺着它们：饱满浑圆的南洋珠串，每一颗都散发着柔润的月晕般的光泽；祖母绿戒指，那深邃的绿色仿佛凝固的森林之心，在昏暗的光线下幽幽流转；翡翠耳坠，剔透得能滴出水来，冰种飘着几缕阳绿；还有钻石胸针、红宝石项链……它们在丝绒的怀抱里，无声地闪烁着冰冷而昂贵的光。这些是我亡夫留下的巨额遗产的一部分，也是压在我身上无形的枷锁。它们价值连城，却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看守，一个被这财富囚禁在华丽坟墓里的幽灵。
我伸出手指，指尖轻轻拂过那串冰凉的珍珠，触感光滑，带着死物的寒意。它们不会说话，不会呼吸，只是沉默地存在着，提醒着我这个身份——银行家沈兆丰的未亡人，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却活得像个影子般的女人。指尖的寒意顺着血脉流回心脏，带来一阵熟悉的、令人窒息的麻木。我猛地合上保险箱厚重的门，“砰”的一声闷响在小小的房间里回荡，震得耳膜嗡嗡作响。重新锁好，钥匙再次变得沉重冰冷。
走出房间，锁好橡木门，我靠在冰冷的门板上，微微喘息。每一次打开那个箱子，都像经历一场无声的酷刑。走廊里依旧寂静。我抬头，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通往三楼的狭窄楼梯。楼梯是木质的，很陡，光线昏暗，尽头隐没在更深的阴影里。我知道，那上面，小小的阁楼，住着那个在画廊修伞的年轻人，顾言白。他是两个月前租下那个阁楼的画家。房租低廉得可怜，只因为他答应每月送我一幅小画，挂在楼下空荡荡的走廊墙上。他像一阵偶然的风，吹进了这座沉闷的坟墓。
我没有上楼。转身回到自己位于二楼的卧房。房间很大，布置得精致却毫无生气。梳妆台上，一面巨大的椭圆形镜子映出我的脸。苍白，瘦削，眼底带着挥之不去的倦怠。我脱下被雨水打湿的旗袍，换上另一件同样素净的深蓝色家居袍。冰冷的丝绸贴在皮肤上，激起一阵战栗。窗外，雨声未歇。
几天后，一个同样阴沉的下午，我再次去了那间画廊。这次，没有带伞。推开玻璃门，松节油的气味似乎更浓了些。顾言白正坐在靠窗的一个小凳子上，对着画架，全神贯注地调色。画布上涂抹着大块灰蓝和暗黄的油彩，混沌一片，看不出具体的形态。他听到声响，抬起头，见是我，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讶异。
“沈太太。”他放下调色板。
“我来看看画。”我的目光扫过墙上那些色彩浓烈或阴郁的画作，最终落在他脚边，“顺便，谢谢你那天修伞。”
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到了那把缠着灰色布条的黑伞，正靠在他放杂物的墙角。“哦，那个，”他站起身，走过去把伞拿起来，“伞骨彻底坏了，我找了截旧伞骨换上，打磨了一下，应该能用了。”他把伞递给我。墨绿色的伞面依旧，断骨处被一截颜色稍浅、但打磨光滑的新竹骨替代，接口处用细麻线密密地缠紧固定，针脚竟意外的工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