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仿佛凝固了。雨声隔着玻璃门，依旧哗哗作响。他看着自己手指上的伤口，眉头蹙得更深，随即又松开，显出几分无所谓的麻木。他掏出腋下夹着的一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随意地往手指上一裹，用力摁了摁。
“没事，”他声音没什么起伏，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又低头对付那把伞，“小口子。伞骨老化了，这根彻底断了，得换新的。我给您简单固定一下，凑合能撑回去。”
他不再看我，专注地用那根断掉的伞骨本身和抹布条，笨拙却牢固地缠裹固定着断裂处。他的动作很利落，带着一种常与工具和琐碎麻烦打交道的熟练。很快，那把黑伞勉强恢复了支撑的形状，只是那截缠着灰布条的断骨突兀地伸着，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他递还给我。
“好了。”
“多谢。”我接过伞，指尖无意间触到他冰凉的手背。他立刻缩了回去，仿佛被烫到。
“不用。”他简短地说完，转身走回那幅画前，重新拿起榔头，敲打着画框边缘的钉子。叮、叮、叮……单调的声音在空旷的画廊里回响，盖过了外面的雨声，也盖过了刚才那点微不足道的血腥插曲。
我撑着那把带着伤疤的伞，重新走入瓢泼大雨。墨绿色的伞面上，那团暗褐色的血渍在雨水冲刷下慢慢晕开，变淡，却顽固地留下了一道洗不去的痕迹。雨水冰冷地打在脚背上，高跟鞋踏着湿滑的路面，每一步都溅起细小的水花。这条路我走了太多次，闭着眼也能描摹出路旁每一座沉默的西式建筑的轮廓。它们矗立在雨中，像一个个巨大的、冰冷的石棺。
最终，我停在一座带着小小花园的三层洋房前。铁艺大门上攀爬着枯萎的藤蔓，在雨水里显得格外颓败。佣人王妈早已撑着另一把伞等在门口，见我回来，急忙小跑着迎上来。
“太太回来了。”她接过我手中那把破损的黑伞，浑浊的眼睛飞快地扫过伞骨断裂处的布条和伞面上的污迹，嘴唇蠕动了一下，终究什么也没问。她总是这样，沉默而警觉。
洋房里是另一种恒常的寂静。柚木地板光洁得能照出人影，沉重的丝绒窗帘隔绝了外面阴沉的天光和雨声，空气里漂浮着家具蜡和一种若有若无的、属于长久封闭空间的陈旧气息。壁炉是冷的，巨大的枝形水晶吊灯没有点亮，只在楼梯转角处开着一盏小小的壁灯，投下昏黄黯淡的光晕。
王妈将伞放在门厅角落的铜质伞架上，那把缠着布条的伞，在几把同样式样却完好无损的黑伞中间，显得格外刺眼。她转身，从旁边一个镶嵌着螺钿的紫檀木小几上，捧起一个沉甸甸的银盘。盘里铺着深紫色的天鹅绒，天鹅绒的正中央，端端正正地躺着一枚黄铜钥匙。钥匙很大，齿牙复杂，泛着一种被无数双手无数次触摸后留下的、温润却冰冷的幽光。
“太太，钥匙。”王妈的声音平板无波，像在履行一项延续了千百年的仪式。她微微躬身，将银盘举到我面前。
我伸出手，指尖触碰到那冰冷的金属。寒意瞬间沿着指尖爬上来，一直渗进骨头缝里。我捏起钥匙。它沉甸甸的，像一块冰。我握着它，一步一步走上铺着厚地毯的楼梯。脚步声被完全吸走，只剩下自己略显急促的呼吸声。二楼走廊尽头，一扇厚重的橡木门紧闭着。门上的黄铜把手擦得锃亮。我走过去，将钥匙插入门上一个同样沉重的黄铜锁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