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一种近乎严苛的节俭。水龙头开到最小，细细的水流仅够湿润毛巾；电灯能不开就不开，黄昏时屋里常常是昏暗的；剩饭剩菜是绝不会倒掉的，冰箱里的隔夜菜热了又热；一件穿了十几年的棉布背心，领口袖口磨成了毛边，依旧是他夏天的最爱。这种节俭，早已超越了“美德”或“算计”的范畴，它深深地融入骨血，成为了一种无法剥离的生存本能，一种无需思考的呼吸。这份习惯，如同他脚下这幢建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老式居民楼，灰扑扑的水泥外墙，斑驳脱落的墙皮，狭窄的楼道里堆放着各家舍不得扔的旧物，砖石的每一个缝隙里，都浸透了时代的风霜雨雪，沉重而真实，带着无法抹去的岁月包浆。
2 饥饿烙印的基石
要理解这块深植于李卫国生命中的“磐石”，时光必须猛烈地倒流回那个天空总是蒙着一层灰蓝色薄翳的七十年代。
童年的记忆，底色是匮乏的灰黄。食物，是悬在每个家庭头顶最沉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花花绿绿的票证，是比金钱更金贵的硬通货，是生存的许可证。李卫国家里孩子多，他排行老三。饭桌，是家里最富戏剧性的舞台。主食——无论是粗糙的高粱饭、掺着玉米碴的窝头，还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糊——永远是餐桌上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君王。开饭的铃声（通常是母亲用勺子敲碗沿的声音）一响，几个孩子便像听到冲锋号的小兽，迅速围拢在小小的方桌旁。眼睛瞪得溜圆，目光像探照灯，紧紧追随着母亲手中那把决定着每个人胃袋饱瘪程度的铁勺。
每一勺饭的落下，都伴随着无声的计量和比较。李卫国清晰地记得那种感觉：胃袋像一个干瘪的、皱成一团的旧布袋，空空荡荡，隐隐地、持续地传来一种带着灼烧感的钝痛。他盯着自己碗里那点可怜的食物，又飞快地扫一眼哥哥姐姐的碗，心里默默计算着分量。有一次，他因为生病胃口不好，午饭剩了小半碗糊糊。下午饿得前胸贴后背时，却看到那半碗糊糊被母亲小心地倒进了妹妹的碗里。母亲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摸了摸妹妹枯黄的头发。李卫国站在门边，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吞咽口水时喉头滚动发出的“咕咚”声，那声音在寂静的午后显得格外响亮，也格外羞耻。他默默走开，胃里的灼烧感更强烈了，混合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委屈和懂事。
物质极度匮乏的印记，如同滚烫的钢印，带着灼人的痛楚，深深刻进了那个年代每一个孩童的灵魂深处，成为最初的生命底色。他记得隔壁单元的小胖，仅仅因为掉在地上的一小块硬邦邦、沾了灰尘的劣质水果糖，就和另一个孩子扭打在一起，哭嚎声、咒骂声、大人的呵斥声在筒子楼狭窄的走廊里回荡，充满了绝望的戾气。他更记得自己脚上那双解放鞋，是哥哥穿小了传给他的。鞋底几乎磨穿，母亲用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废旧轮胎皮，笨拙地缝补了好几层。即使这样，每一步踩下去，粗粝的补丁边缘依然会硌得脚心生疼。冬天，单薄的鞋帮抵挡不住寒风，脚趾冻得像胡萝卜，又痒又痛。那种从脚底板蔓延至全身的冰冷和不适，成了他对童年冬天最深刻的生理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