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是那个时代最深的底色，是渗入骨髓、驱之不散的寒意。它不是抽象的词语，而是胃里的空虚绞痛，是脚底的冰冷刺痛，是身上永远短一截、打满补丁的衣服带来的局促感，是看着别人家孩子啃一小块饼干时喉咙里不由自主的滚动。这些记忆并未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模糊，反而在时光的沉淀中愈发清晰、锐利，最终结晶、固化，化为他灵魂深处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缝。这道裂缝，滋生着一种对物质丰盈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总担心眼前的富足是镜花水月，转瞬即逝；总怀疑“够用”的表象下，隐藏着随时可能倾覆的危机。童年饥饿的烙印，早已超越了记忆，成为构筑他精神世界最底层、最顽固的一块基石，沉重而冰冷。
3 激流中的藤蔓
当历史的车轮轰然驶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如同积蓄已久的春洪，终于汹涌澎湃地拍击着古老海岸线。李卫国和千千万万同龄人一起，被这股前所未有的时代洪流裹挟着，卷入了激荡的漩涡。
他顶替退休的父亲，进入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国营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学徒工做起。彼时，市场经济的号角已在南方隐隐吹响，但在这座北方工业重镇，国营单位的“铁饭碗”依然闪烁着令人心安的、金灿灿的稳定光芒。捧着这个来之不易的“铁饭碗”，李卫国的心情是复杂的。欣喜，自豪，但更多的是小心翼翼的珍惜，如同捧着一件易碎又珍贵的传家宝，生怕磕着碰着。学徒工的工资很低，每月十八块五毛钱，刚够勉强糊口。但这份“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慰藉。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父亲这句在饥饿年代反复念叨的老话，成了李卫国奉行不渝的人生圭臬。他有一个巴掌大的、用牛皮纸仔细糊成的小本子，那是他的账本。每一笔微薄的收入，每一分必要的支出，都被他用工整得近乎刻板的字迹记录下来：X月X日，发工资，18.5元；X月X日，买粮票，5元；X月X日，买食堂菜票，1.2元；X月X日，扯布一尺（给妹妹补裤子），0.8元……数字精确到分毫。他练就了一双精明的眼睛：买肉，必定要等到下午菜市场快收摊时，去抢购那些因为不够新鲜而降价处理的“落脚肉”；买蔬菜，专挑那些有点蔫吧、带虫眼但更便宜的；一件“涤卡”布料的中山装，是他最体面的衣服，穿了五六年，领口袖口磨薄了，就让母亲用同色的布在内侧仔细地缝上补丁，洗得发白了也舍不得扔。他习惯了算计，习惯了在每一分钱上“斤斤计较”，更习惯了把“够用”的标准，在心里一降再降。一条毛巾，用到最后薄得像纱布，中间破了大洞，就从中间剪开，把两边相对完好的部分缝起来，继续当洗脸巾用。
这份在童年匮乏中孕育、在变革初期因对“铁饭碗”可能不稳的隐忧而被急剧强化的储蓄习惯，像生命力顽强的藤蔓，开始紧紧缠绕上李卫国年轻的生活。这藤蔓汲取着他每一分节省下来的钱，每一份对未来的忧虑作为养分，茁壮成长。
然而，时代的洪流远比个人想象的更加湍急无情。九十年代中后期，改革的阵痛开始猛烈冲击着庞大的国营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