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股东风，就是我家宅基地上，即将拔地而起的那四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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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日选在了一个异常晴朗的早晨。天空蓝得没有一丝杂质，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将大地烤得发烫，蝉鸣声也比往日更加高亢刺耳。
我请来的几个泥瓦匠，都是本分人，话不多，干活实在。领头的是邻村的李老蔫，五十多岁，黝黑精瘦，脸上皱纹深刻得像刀刻斧凿，一双粗糙的大手布满了老茧和水泥留下的白斑。他带着两个徒弟，沉默地站在我家宅基地上，看着堆在一旁的砖瓦沙石，又看了看紧挨着的那堵高大崭新的红砖墙，眉头不自觉地微微蹙起。
“陈实兄弟，”李老蔫走到我跟前，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庄稼人特有的谨慎和担忧，他指了指王富贵家的墙，“这……你这墙基，打算怎么放线？真就贴着……”他没把话说完，但那意思再明白不过。
我迎着他的目光，眼神没有丝毫闪躲。我从怀里掏出那张被体温焐热的宅基地协议，小心翼翼地展开，指着上面标注的尺寸和边界线，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坚定，像在宣读某种不可违抗的律令：
“李师傅，麻烦您了。就按这个来。”我的手指重重地点在协议上那条代表我家西侧边界的线上，“白纸黑字，地契上多少，咱就占多少。不多一分，也绝不短一毫！”我的目光转向王富贵家那堵墙，眼神瞬间变得冰冷锐利，“他家的墙，是他家的地界。咱家的墙，从咱家的线起！该怎么放线，就怎么放线！”
李老蔫看着我，又低头仔细看了看那张协议，再看看那道被我重新用石灰粉清晰撒出的笔直界线。他沉默了几秒钟，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缓缓地点了点头，从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嗯”。他不再多问一句，转身招呼徒弟：“栓子！柱子！抄家伙！放线！打桩！按陈东家给的线，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听见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