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试卷上的红叉像是张老师刻在我心头的耻辱。 “李明，又是你拖后腿！”她当众的斥责点燃我所有怒火。 直到那个黄昏，街角的路灯将她的影子拉得如同巨人。 三个混混的拳头即将落下时，她冲上去护住同学，膝盖在粗糙地面划出血痕。 那晚妈妈翻着张老师深夜发来的补习建议，泪水砸在手机屏上。
当我交出认真重做的作业，张老师递来错题集：“我们一起努力。” 家长会上掌声响起，我忽然明白—— 原来最冷硬的责备里，藏着与母亲如出一辙的滚烫温柔。 --- 数学试卷再次发下来时，鲜红的“65”分像两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卷首。我飞快地将它揉成一团，死死攥在手心，试图用掌心的汗渍与蛮力抹去这耻辱的印痕。教室里嗡嗡的低语声，前排同学刻意压低的、却依旧清晰可辨的嗤笑，都像细密的针，扎得我耳根发热。讲台上，张老师的声音依旧平淡无波，毫无起伏地讲解着最后那道全班几乎只有我一人做错的大题。
那语调，在我听来，就是冰冷石头在水泥地上拖行的摩擦声，刺耳又冷漠。 “所以，这道题的关键在于辅助线的正确添加，”她推了推鼻梁上那副永远显得过于厚重的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扫过教室，最后无可避免地落在我身上，“李明！”她忽然抬高了声音，那声调像鞭子一样抽在死寂的空气里，“你上来，把解题过程写一遍。” 我身体一僵，仿佛被无形的钉子钉在了椅子上。血液轰的一声冲上头顶，脸颊滚烫。在全班同学聚焦的目光下，我慢慢挪上讲台。粉笔握在汗湿的手里，滑腻得几乎要掉下去。大脑一片空白，昨晚明明看过的步骤此刻像被橡皮擦抹去了一样，只留下惨淡的灰痕。我僵立在黑板前，只能徒劳地用粉笔在黑板上划出几道无意义的白色印子，短促而刺耳。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身后几十道目光的注视几乎要把我的脊背灼穿。 “下去！”张老师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冰冷，“站着听！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再这么敷衍！”她一把抽走我手中徒劳的粉笔，“又是你拖后腿！讲过多少遍的思路，就是不用心！”那句“拖后腿”像淬了毒的针，精准地扎进我最后一点摇摇欲坠的自尊里。
我猛地抬头，狠狠剜了她一眼，几乎能尝到嘴里铁锈般的愤怒。我梗着脖子，僵硬地走回座位，每一步都踏在屈辱的荆棘上。坐下时，椅子腿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锐响，像是我无声的咆哮。 放学铃终于响了，我几乎是撞开教室门冲出去的，把身后那个充斥着红叉和冰冷斥责的世界狠狠甩开。书包沉重地压在肩上，每一步都拖着铅块。推开家门，厨房里飘出油烟的气味，妈妈正背对着我切菜，刀落在砧板上发出急促的笃笃声。 “回来啦？”妈妈头也没回，声音被锅铲的翻炒声盖过，“卷子呢？张老师在群里说今天发测验了。” 她语气里有一种习惯性的、不容回避的探询。 我闷着头换鞋，没吭声，把书包重重地甩在玄关地上。那团被揉捏得不成样子的试卷，此刻在书包侧袋里，像一块滚烫的烙铁。
“问你话呢！”妈妈终于关了火，转过身，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皱着眉看我，“哑巴了？考多少？是不是又砸了？”她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脸上搜寻着蛛丝马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