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更深了些，我去院里倒水，天幕像一块未晒干的布。祠堂那边忽然响了一记木鱼，空旷，直打在心口。我端着空盏回屋，刚踏进房门，一个小厮在门口停了停，拱手道：“二姑娘，老太爷传话，明午在宗祠核查各院账目。”他说完便走，脚步很快，像不愿在我们院里多留。
母亲没有出声，只把窗纸上的挂钩提上，转身看我。我把衣襟里的三页摸了摸，像在确认它们确实在。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到明午，所有人都要看着同一本账册，所有人都会指着那几笔数字说话。我也知道，若我现在把这几页拿出来，难免被人说我动了账；若我不拿出来，母亲可能会被定成最方便的一枚罪人。
我站在灯下，深吸一口气，把那三页重新塞回账册，夹入最中间，让它们与余页并在一起，像把一个秘密先放回父辈的旧箱子。我点亮第二枝蜡，影子在墙上重叠，像两个人在默默对峙。我忽然想起清仪在回廊对我说的那句“少操心”，那笑里藏针，硌得我胸口发疼。
风又大了些，烛火摇晃。我俯身把烛台往里移，眼角扫过案上散着的一小片墨灰，里头有一丝细白，是纸毛。我把它捻起，放在掌心，像握着一枚极小的证物。窗外有人在咳，像是夜巡的老仆，又像是刻意做给谁听。我忽然意识到，这桩事里，我不是唯一的观众，也不是唯一的棋子。
母亲在榻边坐下，不知何时把我的披风拿在手里。她看着我，又看向那本账册，最后把披风展开，轻轻搭在我肩上：“天凉。”我点头，把披风拢紧。披风有她身上的淡香，掩住了纸墨的味道。屋里静，静到只剩下灯芯在燃，轻轻的噼啪声。
我把账册合上，按在桌上，手心余温透过皮封传过去。祠堂木鱼又敲了两记，我抬头看窗纸，雾被风划开一道缝，月亮像被水拖过的银片。我心里把接下来要做的事过了一遍：先找张叔问凭条，再去盐栈查实，还得想办法把那个从不该出现的名字拉到台前。一切都要在明午之前办妥，不然，祠堂那边等着的，不只是账本。
我把灯再拨亮一点。纸页在光下发出细白的光，像有无数细小的眼睛。三日也好，一日也罢，时间拽着我往前走。我没有别的路，好在我还有手里的这本书，还有我看过的每一笔墨的呼吸。局也许是别人设的，可今晚起，棋我来动。
午后本该静，日光从檐角斜下来，照在石阶上白得刺眼。院门忽然一阵喧嚷，两个婆子掀起门帘，管事一路小跑进来，话还没整齐，气先喘匀了半句：“老太爷传三姨太与二姑娘，花厅说账。”话落，屋里的风也像收了一收。
母亲放下手里的缝补，先替我把衣襟理平，才起身。她步子不疾不徐，像清晨挑水的样子，稳稳的。我把那本旧账册抱在怀里，封皮上的水痕在阳光里更深一层，像被谁又按了指。心里没底，手心却很冷。
花厅里已坐了两位长辈，清仪立在屏风侧，衣裾一色的青绿，面上带笑。案上摆着木匣，里头是各院送来的账本，红绳扎得紧。总管事躬身行礼，讲了几句例行话，最后把一页摊开，说盐栈往来有疑。铺面进出银两不合，库房里点验的数目与本月簿册不对，短了十两。十两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最要紧的是，这样的错落，若落在一个庶出的院里，便最容易被定作冒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