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凉风搅动着室内沉闷的空气，吹得我鼻腔深处泛起一丝滞涩的痒意。隔着半开的通风窗，楼下绿化带里夏蝉的嘶鸣声浪般涌进来，一阵高过一阵，几乎要盖过电脑主机运行的嗡鸣。这单调的鸣声，竟奇异地在我紧绷的神经上撕开一道微小的缝隙，让一丝属于生活的气息，顽强地渗入了这方被工作占据的格子间。我的指尖在键盘上悬停片刻，那些遥远童年里关于“借”与“还”的细碎声响，忽然被这蝉鸣从记忆深处唤醒了，清晰得如同昨日。
我年幼时生活的那个平原小村，没有贫瘠山村的嶙峋风骨，也未曾幸运地赶上第一波新农村的浪潮。它普通得如同一粒被遗忘的尘埃，静静地伏在广阔平原的褶皱里。岁月无声流淌，碾过了石磨盘吱呀的吟唱，也淹没了打麦场上麦粒与石磙子碰撞的喧嚣。我小小的身影，就在这新旧交替的缝隙里懵懂穿行。
那时，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像被雨水反复冲刷的土坯墙，透着一层洗旧的黄。我家在村里，勉强算是“正常”，可若仔细掂量，秤砣又分明向着“偏困难”的那头沉沉坠下。然而奇怪的是，父母的心肠却从未被这紧巴的日子勒细半分。尤其是母亲，对境况更不如我们的人家，总存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温暖。家里饭桌上，时常会多出一两张不属于我们兄妹的面孔——那是我的同学，母亲会毫不吝啬地从那有限的一盆菜里，匀出厚实的一勺，盛进他们的粗瓷碗里。
记忆里有个叫小娟的女孩，她家紧挨着村西头那条泛着碱花的臭水沟。我去过她家几次，那低矮的泥屋，昏暗如同永远等不到黎明的黄昏。他们家原本四口人，父母以及他们姐弟二人，后来父母离异，暴躁的父亲不让母亲带走任何一个孩子，却又把对她母亲的怨恨用残羹和皮鞭全都落在了她的身上。可小娟平时却乐呵呵的，还大方的给我们展示皮鞭后的伤痕，她像个守护宝藏的精灵，总能从炕头破旧的木箱深处，变出些令人惊喜的玩意儿：一个边缘磨得光滑的彩色玻璃珠，几枚印着陌生花卉的糖纸，或者是一小截带着清香的彩色蜡笔头。她献宝似地递给我，眼里闪烁着珍宝的光芒。多年后，那些同学的名字在记忆里早已模糊不清，可偶尔在集市上遇见，那些已然模糊的面孔竟能脱口唤出我的名字——或许是母亲当年无声播下的那点善意，竟在岁月里悄然结了籽。
大约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光景，一个同样平常的傍晚，放学的钟声悠长地回荡在校园上空。同班一个名叫翠萍的女孩，在教室门口那片被夕阳染成橘红色的尘土里拦住了我。她脸上带着一种我后来才懂得的、混合着焦急与窘迫的神情，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洗得发白的衣角。
“能……能借我一块钱吗？”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怕被风偷听了去，“就一天，明天一准还你！”
那“一块钱”三个字，像一枚小小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微澜。它确实不是个小数目。要知道，一块钱都可以买五个崭新的田字格本子，或者五茶碗喷香的炒瓜子，甚至整整十颗甜得发腻的蜜桃味水果糖！我犹豫着，手指在裤兜里捏紧了自己仅有的两枚硬币，那是母亲给我买铅笔的钱。可看着她几乎要哭出来的眼睛，那点犹豫像薄冰一样融化了。我掏出那枚带着体温的硬币，郑重地放进她汗湿的手心。她攥紧拳头，用力点头，仿佛立下一个山盟海誓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