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家里伸手？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狠狠掐灭。家里的境况，我比谁都清楚。那点微薄的土地收入，要供养三个学生，早已是强弩之末。父母肩头那副担子，沉重得仿佛随时会压断他们的脊梁。
记忆猛地倒带，把我拽回更久远的童年。昏黄的油灯下，母亲曾无数次絮叨起他们成家立业的艰辛。家族分家，非但没能带来新生活的曙光，反而像一场无情的掠夺。几间透风漏雨的土坯房，一袋不算满的小麦，一张吱呀作响的旧木床——这就是他们从大家庭里分得的全部家当。而更沉重的，是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的债务：爷爷治病欠下的药费，分家时买锅置碗的零星赊欠，最后竟一股脑儿全压在了这对年轻夫妻的肩上。家徒四壁，这个词第一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有了冰冷而具体的形象。
为了活下去，为了垒起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父母开始了漫长的“借”与“赊”。开春播种，麦种是赊来的，店主老张头叼着旱烟袋，在父亲递过去的皱巴巴的账本上歪歪扭扭地画个记号。冬日取暖，一板车乌黑的煤球是赊来的，煤场老王每次卸完煤，总要在门槛上蹭蹭鞋底的煤灰，眼神扫过空荡荡的屋子，留下一声若有似无的叹息。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似乎都需要用“赊欠”来填补。
我对家中访客的最初印象，便笼罩在这层灰蒙蒙的债务阴影里。尤其临近端午、中秋、春节这些大节，门槛几乎要被踏破。起初以为是亲戚串门，我总会雀跃着迎出去，眼巴巴地瞅着他们的手，期待着能变出几块糖或一个果子。然而，一次次失望。那些面孔大多是陌生的，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漠然。母亲总是局促地搓着围裙，脸上堆着近乎讨好的笑容，低声下气地说着：“他叔，再宽限几天……等麦子收了，一准儿……孩子他爹去镇上找活了……” 那些冰冷的、带着催促和不满的目光，像细小的针，扎在我幼小的心上。久而久之，“家里来人”这四个字，在我心里竟成了恐惧的代名词。直到上了初中，偶尔有陌生面孔出现在家门口，我的第一反应仍是像受惊的兔子般想找个角落躲起来——生怕又是来索债的。
后来，父母像两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开始拼命地开垦荒地，没日没夜地劳作。父亲又咬牙借钱买了几头猪仔，搞起了养殖。日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