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夕阳的金辉又一次涂抹在教室的玻璃窗上，放学的铃声格外清脆。我下意识地用眼角余光扫向翠萍的座位，心像被一根细线悄悄提了起来。她低着头，匆匆收拾书包，动作麻利得像在逃避什么。那块银亮的硬币，始终没有出现在我的课桌上，也没有一句解释。放学路上，我们一前一后走着，中间隔着几步尴尬的沉默，只有脚踩在土路上扑簌簌的声音。第三天，第四天……日子像村口那架沉重的水车，吱吱嘎嘎地转着圈，那一块钱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一周过去了，我再也无法用“她兴许忘了”来安慰自己。那枚硬币的份量，在心里一天重过一天，沉甸甸地坠着。
我开始笨拙地在她面前提起这块心病。有时是课间，装作不经意地提起：“昨天我买了块新橡皮，就用了你借我那钱剩的零头买的。”有时是放学路上，挨近她一点，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哎，翠萍，那钱……我借给你的，一块钱。”每一次暗示，都像朝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小石子，我紧张地观察着她的反应，期待着那枚硬币能应声浮出水面。
最初，她只是含混地应一声“哦”，或者飞快地瞥我一眼，眼神闪躲。后来，她的脸上开始罩上一层薄薄的红晕，那红晕里透出的不再是窘迫，而是一种被逼迫的烦躁。我提醒了三四次，每一次都像在无形的隔阂上又添了一层霜。终于，在一个同样燥热的午后，当我再次期期艾艾地靠近她时，火山爆发了。
她猛地转过身，脸涨得通红，从口袋里狠狠掏出一枚硬币，用力砸在我的课桌上！“还你的钱！”那声音又尖又利，像碎玻璃划破空气，“借个一块钱，整天降着人！烦不烦啊！”
硬币在桌面上“当啷”一声脆响，蹦跳了几下，滚到我的铅笔盒边停住。那冰冷坚硬的金属触感，透过指尖瞬间传遍全身。钱是回来了，攥在手心里却像握着一块烧红的炭。一种混合着解脱的羞愧猛地戳住了我，脸上火辣辣地烧，仿佛我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之间的空气骤然凝固，裂开了一道再也无法弥合的缝隙。那天放学，我们各自埋头疾走，像两颗被强行分开的棋子，中间隔着一条沉默而宽阔的河。
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正弯腰在灶台边忙碌。我闷闷地把这桩“大事”连同那枚滚烫的硬币一起掏出来，摊在掌心。母亲听完，停下手中的活计，撩起围裙擦了擦手，叹了口气。那叹息里仿佛揉进了生活全部的无奈：“傻孩子，你借给人家钱，又隔三差五地追着人家提，可不就是‘降着’人家嘛！让人脸上挂不住啊。记着，以后再借给同学钱，可不能再这样。”
“那……那要是说好的日子到了，她就是不还呢？”我梗着脖子，委屈和不甘像小兽在胸口冲撞，“咱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昏黄的灯光在母亲疲惫的眼角刻下深深的阴影：“人家有了，自然就还你了。谁心里愿意欠着别人的债呢？催急了，反倒伤了情分。”她的声音不高，却像沉重的磨盘，碾碎了我所有不服气的辩解。我张了张嘴，终究哑口无言，只觉得心里像塞了一团湿漉漉的旧棉花，又闷又沉，堵得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