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社区广播依旧在放着三天前的那条通告，字句一模一样，仿佛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窗外街道上却比昨天热闹得多，人们推着小推车、提着桶和盆，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像被无形的线牵着。
我带着蓝桶下楼，路过小区门口时，看见不远处的卫生服务站已经排起了长队。女医生穿着皱巴巴的白大褂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药盒，一边发放口服补液盐，一边低声叮嘱大家烧开水再喝。她的额头冒着细汗，嗓音比前几天沙哑许多。
“你等下帮我去小卖部看看还有没有矿泉水。”她递过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需要的几种药名。我点了点头，看着她匆忙走回屋里，又去安抚队伍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
沿街的几家商店全都贴了限购的告示，货架上的瓶装水几乎被扫空。我只买到一提小瓶的，刚拎在手上，就看见几辆装着蓝色水桶的小货车缓缓驶过来。车上坐着的男人都穿着统一的深色马甲，袖口绣着一个白色的仓库标志，腰间别着警棍。他们停在小区门口，把水桶整齐码在地上，一个个登记，然后对着围上来的居民说：“护仓队配水，一桶三百，收现金，也可以用物资换。”
老退伍兵走过来，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些水桶，冷声说：“这水不是免费的？”对方笑了笑，说：“你要免费，我们就给你看着水，省得被别人抢了。”话里的挑衅意味不加掩饰。
我把蓝桶往身后移了移，不想让他们看到里面的水量。护仓队的人目光在我们身上扫了一圈，留下几句“别到时候没地方去”的阴阳话，就慢悠悠地走了。
回到家时，母亲正把蓝桶的盖子掀开准备倒水。我赶紧按住她的手：“这桶水先留着，喝瓶装的。”她愣了愣，没问原因，只是点了点头。
傍晚，我去了女医生那里，把买到的药交给她。诊室里挤着七八个人，有老人，也有孩子，全是肚子疼得直冒冷汗。她没抬头就说：“外面那帮人来了两趟，让我跟他们走，说能给我安排上船。”
我怔了一下：“上船？”
“东港要撤离一批人，他们说只收健康劳力。”她的声音低得像怕被谁听见，“可我看到名单里有个孕妇。”
我心里一紧，这种名单里有多少猫腻，我太清楚。老退伍兵正好推门进来，手里夹着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旧纸，“这是泵站的检修值班表，我在废弃消防站找到的。”他把纸摊开，指着上面几个用红笔圈出的日期，“和停水时间对得上。”
几个人在诊室里对着那张纸沉默了很久。外面的天色暗了下来，街道上传来水车缓慢驶过的声音。老退伍兵说，东郊还有一个旧泵站，可能还能抽到水，只是要走夜路，风险不小。
我看着蓝桶，心里已经做了决定。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水，还有不受别人摆布的机会。
夜色降临时，小区门口又传来动静。护仓队的人带着几名不认识的男人站在铁门外，手里拎着登记表，喊着要“统计用水人口，方便配给”。老退伍兵走过去，把门关得更紧，冷冷地说：“我们这儿不用你们看水。”对方笑着退开了，但眼神并不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