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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把烟头狠狠摁在我胳膊上。嗤的一声轻响，皮肉焦糊的味道混着劣质烟草的呛人气息钻进鼻子。我没躲。疼。但比这更疼的，我早习惯了。
“五十岁的老王头，”父亲咧开嘴，一口黄牙被劣质烟熏得发黑，“肯出两万。”他粗糙的手指用力戳着我肩膀，“你这种货色，值了！烧了高香了！”
屋子里光线昏暗，只有灶膛里一点将熄未熄的火光跳跃着，映着他那张被生活揉搓得沟壑纵横的脸。贪婪的光在他浑浊的眼睛里闪。
我低着头。胳膊上那个新烫出来的圆形疤，边缘红肿，中间发白。很烫。但我感觉不到。我的心跳很稳。
“好。”我说。声音不大，很平静。
父亲愣了一下。他大概以为我会像以前挨打时那样尖叫、哭嚎，或者像根木头桩子一样不吭声。他没想到是这个字。他狐疑地上下打量我，像在看一件突然变得有点陌生的破家具。
“你…真乐意？”他问，语气里带着点试探。
我抬起头，看着他。灶膛的火光在我眼睛里跳动了一下。“乐意。”我说。嘴角往上扯了扯。一个笑。
父亲明显松了口气，随即那点疑虑被更大的得意取代。“哼，算你识相！省得老子再费手脚！明天！明天老王头就来领人！”他搓着手，仿佛已经摸到了那厚厚两沓钞票，“两万块…嘿嘿…”
他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转身出了灶房，大概是去村头小卖部打散酒庆祝了。门板撞在门框上，哐当一声，震落几缕灰尘。
屋子里彻底暗下来。灶膛里最后一点火星也熄灭了。黑暗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我。
我慢慢抬起手，指尖轻轻拂过胳膊上那个新鲜的烫疤。很疼。但这点疼，算什么呢？它比得上外婆最后那口憋在喉咙里的气吗？比得上这十年里无数个被皮带抽醒的夜晚吗？比得上村里那些孩子朝我扔石头时嘴里喊的“杀人犯”吗？
八岁那年，也是这么黑。县医院里那股消毒水和死亡混在一起的味道，我现在还记得。外婆躺在惨白的病床上，瘦得像一把枯柴。氧气面罩盖着她大半张脸，那根透明的管子连着一个咕噜咕噜响的机器。
她的眼睛睁着，浑浊，没有光。她看到了站在床边的我。她的手，枯瘦得像鹰爪，从薄薄的被单下伸出来，抖得厉害。她抓住了我的手腕。冰凉的。没什么力气，但我挣不开。也不想挣。
“丫头…”她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像破风箱在漏风，嘶哑得几乎听不见。氧气面罩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雾，又迅速散开。
我踮起脚，凑近她。
“管子…”她的嘴唇艰难地翕动着，每一个字都用尽了她残存的生命，“拔了它…难受…让外婆…走…”
她的眼睛死死盯着我，里面全是哀求。是解脱的渴望。像一头被病痛折磨得太久、只想快些结束的老兽。
我看着她。看着那根插在她鼻子里的透明管子。看着机器上那些闪烁的、我看不懂的数字。我伸出手。我的手很小。我踮着脚，有点够不着那根管子连接面罩的地方。
我爬上冰冷的铁床沿。外婆的手还抓着我，很轻，但固执。
我找到了。那根管子插在一个塑料接头里。我用力一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