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小庄帮我上传视频，我们没有署名，只用了一个标题：
“他疯了，还是世界疯了？”
视频发出不到四小时，播放破了二十万，评论区里吵成一团。有人说我造谣，有人说“又来博同情了”，也有人留言：“我家也遇过这事，但没人信我爸说话。”
到第六小时时，有人认出我舅是本地政协成员，说他曾主持过一次精神康复基金讲座，后台截图都贴了出来。
第八小时，视频被举报下架。
小庄给我发消息：“撤了，平台怕了。”
我回：“我不怕。”
他发来一个笑脸：“那就继续。”
我们决定再剪一版，删除敏感信息，把妈的录音做成逐句字幕，在画面里每一个字都落在父亲的眼睛上。那眼神不是疯，是太久没人相信之后的钝。
这时我手机响了，是刘欣。她语气不稳：“你在干嘛？”
我说：“找真相。”
她压低声音：“别把自己搭进去，我看过你妈的入院申请，那不是她自愿写的。”
我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
她又说：“如果你要继续，我会把我看到的都写下来，发给你。匿名。”
我点头：“好。”
那晚风特别大，窗户上的玻璃响了一整夜。我坐在桌边，一点点听完所有录音，把妈最后那句剪进结尾：
“如果我死了，不是病，是没人听我说话。”
我对着屏幕，看着她说这话时的平静。
手机又响了一下，是一条新推送：
市精神康复中心将于本周五召开公众说明会，开放媒体与家属入场。
我盯着那几个字，嘴角缓缓抬起。
看来，有人也开始怕了。
第三章
说明会那天，我穿着一身黑站在会场外，手里拎着一个鼓鼓的帆布袋，里面是打印好的全部资料：母亲的录音逐字稿、父亲的诊断书对照件、刘欣寄来的匿名信，还有我剪的视频截图与网友留言汇总。
天气有点热，场馆外头搭着遮阳棚，一排排的椅子，记者区已经坐满。有人看了我一眼，认出了我，小声对身边人说：“就是他，就是那个视频里说他妈被医院逼死的。”
我假装没听见，低头把袋子放到腿边，拧开矿泉水灌了两口，顺便看了眼手机。
小庄发来消息：“直播开始，点开那个链接，注意别卡顿。”
我点开了视频界面，画面里是一张蓝底白字的横幅：“构建共识，守护心灵——本市精神康复体系公众沟通会。”
刘欣没有来现场，但她提前发来了一份她自己手写的报告。没有盖章，但她在末尾写了一句话：“我知道这没有用，但也许你能让它有。”
会议前半小时，都是一些专家的讲话。我没听进去，脑子里反复响着我妈录音里那句话：“我不是想死，我是觉得死了能有人听。”
主持人讲到“公众提问环节”的时候，我举手。
一个志愿者过来问我是不是媒体，我说：“不是，我是家属。”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麦克风递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