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来，声音稳得出奇：“我妈去年死于脑溢血，官方记录是自愿终止治疗。但她死前留下了五十多段录音。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们，‘自愿’这两个字，是谁签的？谁评估的？评估的标准，是不是可以被篡改？”
会场一瞬安静。
主席台上的主任低头翻文件，几个工作人员开始交头接耳。
我没停：“我还有另一个问题。我父亲在我母亲去世后一周，被家属送进了你们医院，接受了‘强制性精神治疗’。但我有他过去两年的视频、邻里证言和一份漏签的评估表格。他没有攻击倾向，也从未对任何人施暴。请问，这种人也符合你们的收治标准？”
有人小声说：“他有备而来。”
我继续说：“我不想搞大，我也不想‘泼脏水’。我只想知道，我妈有没有机会活下来，我爸有没有被冤枉疯了。而你们，有没有在某个加班夜里，盖下了一个让人彻底闭嘴的章。”
工作人员上来试图把我拉下去。我挣脱了：“我没带横幅，也没喊口号。我带来的，是你们系统里该有、但现在查不到的那一页纸。”
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整座会场不在听内容，只在等反应。
我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从嗓子眼刮出来的。有人开始拍照，有人在记录，有记者举起手机开始直播。
主任终于抬起头，说：“我们会启动内部调查，核查相关操作流程，如有失误，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我点点头：“希望你说的‘相应责任’，不只是换个科室，换块牌子。”
我下台，坐回位置，手机震了一下，是小庄的消息：“牛逼。”
我回了个：“才刚开始。”
当晚视频再度刷屏，#他不是疯子#上了热搜第四。评论一半是支持，一半是质疑，还有几个营销号拿来炒“悲情剧本”。
我不在意。我想让他们看见，哪怕他们骂我、怀疑我，但只要他们看，就有用。
隔天，刘欣匿名发给我一张老照片，是她实习期间和母亲一起在楼道的合影。她写道：“你妈当时说，‘我们这些人，要是都被人说疯了，就真没人敢说话了。’”
我看着照片里的她，穿着一件旧毛衣，站在白墙边，眼神一如记忆里：不惊不喜，但倔得要命。
接下来一周，医院沉默，官方不回应，我爸依旧住在病房。阿柱找到我，说听人提起过，我舅在把母亲送医之前，曾经和某个副院长有过一次私下会面，之后母亲的入院档案才突然被重写。
我让他带我去找那个副院长。
那人早已调走，医院说他“因家中事务辞职”，人去楼空。
那天夜里，我梦见我妈坐在井边，手里抱着我小时候的被子，轻轻说：“你长大了，也不怕我骂你没本事了。”
我在梦里笑了：“妈，你骂我吧。”
她摇摇头：“你现在挺有本事的，连我都怕了。”
梦醒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床头，望着窗外的光。城里的天永远灰灰的，但有些光透过来时，就像是她在对我说：“继续。”
我知道，这件事还没完。但我也知道，我不会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