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位于城西，靠近老工业区，铁皮屋顶在阳光下泛着旧铜色的光。看守室的门半开着，一只老猫趴在门槛，尾巴轻轻拍打。
我掏出证件，说明来意。看守人翻了翻登记册，慢吞吞地摇头。
“出入库记录可以看，合同原件在城南总部。”
他的语气平淡，像是在陈述天气。我忍住失望，接过他递来的记录册，快速翻阅。字迹工整，但在七月二十九日那一栏，我看到一个手写的缩写，像两个字母重叠——那正是我在U盘文件路径里见过的标记。
这一刻，我几乎能听见心脏的节奏在耳边放大。
我拍下那一页，正准备合上册子，看守人却忽然笑了笑。
“有人找你。”
顺着他的视线，我看见律师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她的脸色比平时更冷，像刚从另一场风暴里走出来。
“这是记者送来的。”她把信封递给我。里面是一份打印的快递单据，寄件人一栏空着，收件地址是我的廉租房，签收时间也是七月二十九日。
我抬起头，仓库外的风把铁皮吹得哐哐作响，像是在催促我快点走。
律师盯着我，语气缓慢而低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把快递单和仓库的记录册并排放在一起。那两组日期像两条平行线，在我眼前缓缓靠拢，仿佛随时会在某个点交汇成一把锋利的针。
风声更大了，纸页在我手中轻轻颤动。我忽然明白，这根针一旦刺下去，就没有退路。
盛城的夜，总有一种令人焦躁的潮湿感，连路灯的光都被雾气磨得发软。距离监管问询会不到十二个小时，街道却安静得不合时宜，只有偶尔驶过的出租车，在湿滑的路面上划出一条条短暂的白线。
我坐在廉租房的小桌前，笔记本屏幕亮着，指针停在那份复印合同的扫描页上。重影的时间戳像两道重叠的影子，怎么擦都擦不掉。我用放大工具反复比对，确定这不是打印机的问题，而是源文件本身被覆盖过。覆盖的那一层，比原文件晚了整整四天。
律师发来语音，只有三个字：“坐得住。”
她的声音依旧冷静，却像一条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
我合上电脑，把打印好的文件放进公文袋，顺手摸到那只老工牌。卡面上的照片已被岁月磨模糊，但背面的门禁芯片依旧完好。它和U盘一起，被我塞进了内衬夹层。
凌晨一点半，记者的消息跳了出来——一张模糊的照片，拍的是老同事在公司后门和法务总监短暂交谈。昏黄的灯光里，他的姿势很僵，像在听某个他不愿听的指令。照片下方是一句留言：明天他会上台。
我盯着那条信息许久，屏幕的光映得眼睛发酸。
天亮得很快，灰白色的晨光还没完全铺开，我就和律师在问询会场碰了面。她穿着深灰色套装，头发一丝不乱，像是提前进入了战斗模式。
会场设在监管局大楼的八楼，正对面的玻璃墙外是城市的天际线。长桌一字排开，正中是主持人，左侧坐着公司代表，右侧是我和律师。记者被安排在角落，手里的相机没有闲下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