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敲了敲桌面，宣布会议开始。公司的财务总监——那位反派A——第一个发言。他的语速不快，每一个字都像经过精密计算，尤其在提到我的时候，嘴角微不可察地扬起。
“他三年前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声誉和运作。”
财务总监话音刚落，公关总监就接过话，递上几页打印的聊天记录——被刻意剪辑过的片段。
屏幕上，那些断章取义的句子被放大投影在会场正前方。我的名字、我的话语，被按在了不该存在的语境里，像一颗颗钉子，试图把一个新的形象钉进所有人脑海。
我握着笔，指尖有些发凉。律师递来一张纸条，只有一句话：别急，我们的时间在后面。
轮到我发言时，我把那份复印合同摊在桌上，指出重影的时间戳和金额不符之处，并解释哈希值如何证明文件被篡改。但当我说到一半，主持人插话：“你有原件吗？”
会场的空气像被压住了，我看见反派A微微抬下巴，露出一抹胜利的神色。
“原件在衡新科技总部。”我回答。
“那这份复印件可能不足以作为直接证据。”主持人语气平淡，却像一记缓慢而沉重的槌声。
就在我准备继续解释时，门口传来细微的响动。一个工作人员走进来，在主持人耳边低语了几句。主持人微微一愣，随后宣布休会十分钟。
我趁机走到窗边，律师紧随其后。
“老同事的证词马上会上台。”她低声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十分钟后，会场重新安静下来。老同事走进来，眼神从我脸上滑过，没有停留。他宣誓后开始作证——证词的核心，是我曾在三年前提出过一个“用举报换回岗位”的条件。
这句话像一块冰砸进我的胸口。记者的快门声此刻格外刺耳，像是要把这一瞬永远定格。
律师保持沉默，只是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小圆圈。那是我们之间的暗号——不要反击，先存证。
老同事说完，台下有些人开始窃窃私语。我坐回座位，视线落在桌角的U盘上。那枚小小的金属片，在灯光下闪了一下，像是提醒我它的存在。
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宣布将对相关证据进行进一步审核，董事会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召开临时会议。
我和律师走出会场时，走廊里空无一人。电梯门在尽头缓缓打开，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站在里面，手里提着一个我熟悉的牛皮纸信封。
那一刻，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比走廊尽头的电梯提示音还要清晰。
电梯里那名男子将牛皮纸信封递到我面前时，神情冷漠得像在完成一项例行任务。信封并不沉，但我握住它的瞬间，能感觉到里面的纸张被压成了硬硬的棱角。
律师示意我先不要拆，等出了大楼才打开。雨后的街道湿滑，天色低沉，车灯映在积水里，像漂浮的光斑。我们在街角的咖啡馆坐下，四周的玻璃蒙着一层水汽。
我撕开信封，里面是几张彩色打印的截图——我的头像、我的名字，还有几段聊天记录。对话的背景是熟悉的即时通讯界面，但内容被刻意拼接成了另一个意思：我似乎在暗示愿意用举报来换回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