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带教老师姓王，王建国。第一次见面是在神经外科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陈旧血腥味的医生办公室里。他五十岁上下，头发稀疏，梳得一丝不苟，油亮地贴在头皮上，仿佛焊上去的铁皮。眼镜片很厚，镜片后的眼睛异常浑浊，瞳孔深处却偶尔会闪过一点极锐利、极快的微光，快得像错觉，却又冷得让人心惊。
“林默？”他声音不高，带着一种长期吸烟的沙哑，语调是那种不容置疑的平稳，每一个字都像用尺子量过，“守则看了？”
“看了，王老师。”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手心却在冒汗。
“嗯。”他鼻腔里哼出一个短促的音节，算是回应，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脸上扫过，带着审视和评估的意味，“在这里，守则就是铁律。忘了你在学校学的那套。南山，有南山的规矩。你的命，”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珠死死盯住我，“系在你自己的裤腰带上。懂吗？”
那眼神让我后背发凉，仿佛被毒蛇的信子舔过。我僵硬地点了点头：“懂。”
王建国似乎对我的反应还算满意，嘴角极其细微地向上扯了一下，与其说是笑，不如说是某种肌肉的抽搐。“跟我来。”
我的规培生涯，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开始了。王建国像一架精准而冷酷的机器，下达着各种指令，不容任何迟疑或疑问。他的要求苛刻到令人发指，缝合差一针不行，病历记录错一个字要重写十遍。稍有差池，迎来的不是训斥，而是长久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和他那双浑浊眼睛深处闪烁的、非人的冰冷微光。
压力像不断收紧的绞索。几天下来，我感觉自己的神经像绷紧的琴弦，随时可能断裂。守则像无形的枷锁，无处不在。每当深夜值班，死寂的病房走廊里偶尔会飘来极其轻微、又异常清晰的呼唤声，幽幽地，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呼唤着“林默…林默…”。那声音有时像隔壁床虚弱的老人，有时又像大学里某个熟悉的同学，每一次都精准地刺中我紧绷的神经。我死死咬着牙，强迫自己扭开头，手指深深掐进掌心，用疼痛提醒自己守则第二条。冷汗浸透了后背的刷手服。
第三天，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药房发药时，我在一个老年痴呆患者的药盒里，赫然看到了一颗拇指大小、通体幽蓝、表面布满不规则螺旋纹路的药丸。它静静地躺在几片白色药片中间，散发着一种不祥的、近乎妖异的光泽。蓝色药丸！守则第三条！一股寒气瞬间从脚底窜上头顶。我几乎能感觉到药房窗口后那个面无表情的药剂师，目光正透过玻璃冷冷地落在我身上。我强作镇定，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那颗诡异的药丸，按照流程登记上报。整个过程，周围一片死寂，只有笔尖划过登记簿的沙沙声，像某种隐秘的审判。
恐惧和压抑如同不断上涨的潮水。那天下午，我终于在更衣室找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无人注意的缝隙。阴暗潮湿的空间里弥漫着铁锈和消毒水的混合气味，一排排冰冷的铁柜如同沉默的墓碑。我背对着布满水渍的墙壁，仿佛那冰冷的水泥能给我一点可怜的支撑。颤抖着，我再次翻开那本几乎要被翻烂的蓝色守则手册，像一个濒临溺毙的人寻找最后一块浮木。指尖划过一条条冰冷的印刷条款，绝望感越来越重。直到翻到最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