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一个高空球歪歪扭扭飞来，眼看就要落下。一个身影突然从人堆里窜出，没有丝毫犹豫，整个身体像一张拉满的硬弓向后弯折，右脚高高抡起，迎着下坠的球用力抽击！
噗！
一声沉闷的撞击，泥水瞬间在他身下炸开。球并没有飞出多远，歪斜地落在旁边的一个泥坑里。但他，那个穿着洗得泛白褪色、印着褪色卡通人物广告旧T恤的少年，就那样倒在地上，脸上、头发上、身上糊满了湿漉漉的污泥。他躺在泥泞里喘着粗气，胸口起伏，然后咧开嘴笑了，露出一排白牙。阳光正好穿过高耸的握手楼缝隙落到他眼里，像燃起的火焰。
我僵在原地。克莱枫丹的绿草如茵，欧洲顶级赛场上那些华丽炫目的倒钩……此刻都被眼前这幅泥泞中绽放的、近乎原始粗粝的暴力美学画面冲刷得模糊扭曲。一种混杂着强烈视觉冲击和内心酸楚的东西狠狠撞击着我的心脏。
祖父的呢喃——“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第一次如此鲜明地在我脑海深处轰然回响，像一道迟来的闪电，撕裂了我过往的认知。
训练结束，老梁递给我一张沾着油污的A4纸：“李教练，喏，队员名单，凑合看看。” 纸上的字歪歪扭扭：阿强，十九岁，外卖员（早送餐饮晚送烧烤）；大头，二十二岁，工地搬砖（右腿有旧伤，下雨就痛）；老鬼王，三十五岁，菜场杀鱼贩子（体力好，能吼）；阿杰，十七岁，职高学生（白天上课晚上训练）；……
没有身高体重，没有场上位置，没有过往履历。只有他们赖以谋生，也压榨着他们每一分力气的工作。职业球员？他们只是些勉强把自己粘在足球这颗星球表面，随时可能掉落的尘埃。
“李教练，甭指望他们能签啥合同交啥保险，”老梁似乎看穿我的心思，吐出一口烟圈，“训练没补助，赢球可能有顿好肉吃。这帮野小子，能凑一起踢个球，就图个乐呵，也……也是不服！”
“不服？”我一愣。
老梁没再解释，只嘿嘿笑着掐灭了烟蒂。
几天后的傍晚训练，暴雨突至。密集的雨点砸在泥地上，迅速汇流成浑浊的小溪。我叫停止训练，球员们却都站着没动，任由雨水浇透全身。大头指着坑洼里快速聚起的小水洼：“教练，这球能趟过去不？”阿杰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练！我们练下雨！”
我拗不过他们。球在泥浆里根本滚不动，变成了泥弹子。传接完全变形，几乎就是一场泥泞中的混战。球员们一次次摔倒、滑铲，浑身裹满泥浆，笑声和对同伴滑倒的“嘲笑声”此起彼伏，竟盖过了哗哗雨声。
看着这些在泥汤里笨拙又执着地奔跑、跳跃、争抢的身影，我的心像是被泡在最涩的茶水里的橄榄，又酸又胀，沉甸甸地坠下去。我猛地想起了祖父。那个年轻时远渡重洋，在法国矿场做最苦最累活计的中国劳工。父亲曾说他总是弓着背，沉默得像块石头，却在深夜偷偷摩挲着一张家乡泛黄照片。
“站直了，挺起腰杆活下去！”他一定是靠着这样的念头，才在异乡的矿井深处支撑下去的吧？眼前的这群泥人，他们的挣扎、怒吼和那份在泥水中依旧灼热的眼神，不正与祖父那沉甸甸的背影，隔着时空遥相呼应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