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回到潮湿闷热的小屋，窗外是城中村永不熄灭的灯火和嘈杂人声。我打开行李箱，翻出一双崭新的黑色专业足球鞋——那是临行前法国朋友半开玩笑送的“幸运物”。我拿起鞋，又轻轻放下。它们干净了，太精致了，和绿苔球场的泥浆格格不入。或许在这里，真正需要被重新定义的，是我自己。
训练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我丢掉法甲那套精密复杂的战术板。取而代之的是利用一切能找到的材料：碎砖块在泥地上摆出简易路线；矿泉水瓶充当标志碟；训练后围拢分享同一杯滚烫的豆浆；我跟着这群“泥猴子”去工地扛沙包，在菜场帮老鬼王吆喝，晚上在烧烤摊烟雾缭绕中和阿强一起飞奔送单……
我发现他们拥有职业梯队难以想象的“野性”：在极端狭小空间下的闪转腾挪（无数次躲避城管和追尾车辆的成果）；匪夷所思的身体平衡（踩着堆叠的垃圾桶翻墙是家常便饭）；对落点的恐怖直觉（为了一个飞远的足球能追出几条巷子）；还有，刻在骨子里的、近乎残酷的生存本能所转化出的、永不熄灭的竞争之火。
“跑起来！阿强！像你送外卖最后两分钟那样跑！”场边响起我的吼声，混杂着老梁嘶哑的催促和老鬼王粗鲁的叫骂。
“传！穿他裆！阿杰！像你钻菜场铁丝网那样干！”队员们哄笑，随后爆发出更猛烈的冲击。
我将他们的蛮横和狡黠融入每一次训练。传球？可以，但允许像绕过垃圾桶堆一样绕过防守；射门？不追求完美弧线，只练在失去平衡前一瞬间的捅射和发力，像抢在城管收摊前把最后一盒炒粉递出去那么精准；防守？用身体硬扛，像工地搬砖那样死死顶住对手，或者像阿强送餐高峰期在人流车流中穿梭那样缠斗不休。
我们开始在区里那些业余赛事中磕磕绊绊地冒头。对手往往是装备光鲜的公司职员或学生军，看到我们灰头土脸穿着拼凑的苔绿色旧队服出场，眼神里写满了轻视。但我们像一丛烧不尽的野草。用一次次不讲理的飞铲（常常带起大片泥点）、不可思议的门前乱战（泥浆糊眼也得把球弄进门）、永不停歇的跑动（像永远在追逐下一单），让球场内外响起阵阵惊呼。
“这他妈是踢球还是打仗？”一次艰难的反败为胜后，对方教练涨红着脸，冲我抱怨。
我看着我的队员们——阿强累得像条上岸的鱼瘫在积水里喘气；大头一瘸一拐却呲牙咧嘴地笑；老鬼王指着自己队服上一大片泥浆，得意洋洋……他们眼睛里有一种纯粹的火焰，那是为生存挣扎磨砺出的凶悍，是对被轻视命运无声的抗争。
“足球，”我对那位气急败坏的教练笑了笑，“本该就是这样。”
终于，我们跌跌撞撞拿到了一个参加全国草根杯大区预选赛的资格。消息传来，绿苔球场罕见地安静了。
“全国联赛？”大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睛瞪得像铜铃。
“要坐火车？还要住酒店？”阿杰搓着衣角，声音因为激动和怯懦而发抖。
连老梁也忘了抽烟，张着嘴，半天才憋出一句：“干！真搞成了……？”
兴奋只持续了很短时间。现实像冰冷的铁钳一样夹住了每个人的喉咙。赛程密集漫长，这意味着他们要放弃工作、放弃糊口的机会？阿强第一个蔫了，喃喃道：“老板说去几天行，超过一礼拜就另找人……”大头的工地包工头更直接：“滚蛋！没空陪你们玩球！”老鬼王闷头抽了一整包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