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扯着我的衣角，指着布告栏：“娘，爹爹画的图，比大郎写的字还好看。”
我蹲下来，替他理好被风吹乱的衣领。“是啊，”我说，“你爹爹在画一幅大画，要让所有人都能住进画里。”
夜里批阅文书时，阿砚总让我陪在旁边。烛火照着他眼下的青影，也照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朱批——有减免赋税的，有严惩贪腐的，还有处斩作乱盗匪的，墨迹浓得化不开。他偶尔会问我：“这样写，百姓会不会怨？”
“粮仓满了，学堂开了，”我磨着墨，“怨的人，怕是少了。”
他便不再说什么，只把朱笔握得更紧。案头的镇纸是块新雕的暖玉，还是两只交颈雁，只是比当年那块更大些，玉色也更润，像是被人日日摩挲过。
入秋时，大郎从边关回来。他晒黑了，也高了，腰间的剑鞘磨得发亮。见了阿砚，却还是会紧张得攥紧手。“爹，”他递上军报，“北境大捷，斩了敌首。”
阿砚接过军报，没看，先拍了拍他的肩。“伤着没？”他问，眼里的冷硬软了三分。
“小伤，不碍事。”大郎低头，“就是……杀了些降兵，他们说……”
“说你像我？”阿砚打断他，把军报扔在案上，“记住，你是在护着身后的人。百姓骂你冷血，总好过他们哪天死在乱兵刀下。”
大郎抬头时，眼里闪着光，像极了当年阿砚说“要教世人写‘人’字”时的模样。我端来刚炖好的鸡汤，看父子俩并肩站着，金甲与铁甲的微光交叠，突然明白，那幅大画里，本就藏着刀光剑影。
牵牛花又爬满了院墙，紫的白的，缠在新搭的竹架上。阿砚站在花下，望着满城灯火，金甲在月光里泛着柔光。“等天下定了，”他突然说，“就把这城改叫‘安城’。”
我想起大郎当年说要刻在城墙上的字，心头一动。夜风送来远处的更声，混着百姓家里的笑语，像支温和的曲子。或许这乱世里，菩萨心肠与铁血手腕原就分不开，就像这花，得有硬挺的竹架撑着，才能爬得高，开得艳。
而他，便是那竹架，带着满身的刺，却托着一院的花，托着满城人的安稳。
深秋的雨总带着股透骨的凉。我正领着二郎在绣房查点棉衣，忽听院外传来铁器碰撞声，刚掀帘要问，就见两个披甲的官差闯进来，铁链子拖在地上，溅起的泥水打湿了刚绣好的雁纹。
“主母，大公子在城门被拿了。”亲卫浑身是血，踉跄着跪下，“官府设了套，说咱们私通北狄，还……还搜出了伪造的书信。”
我的手猛地攥紧，绣绷上的丝线“嘣”地断了。二郎吓得往我身后躲，小身子抖得像片落叶。我把他护在怀里，看官差手里的锁链在昏暗的光里闪着冷光——他们要的哪里是书信，分明是要拿我们当饵。
押往大牢的路上，雨越下越大。我隔着囚车的木栏，看见大郎被捆在另一辆车上，脸上带着伤，却梗着脖子不肯低头。他看见我，突然挣扎起来：“娘！别信他们的鬼话！爹不会……”
话音被官差的鞭子打断。我别过脸，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混着什么温热的东西。其实我比谁都清楚，阿砚若来，便是把整个义军的软肋递到对方手里；可他若不来……那年在城南小院，他教大郎写“人”字时说的担当，难道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