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火场废墟里的“警服人影”
消防车撤离时，林野家的老房子已经烧得只剩骨架。焦黑的梁木歪歪扭扭地搭在墙上，像只被拔光了羽毛的鸟。林野和周深踩着发烫的碎砖往里走，鞋底粘着融化的塑料，发出“滋滋”的响。
“药箱应该在香案附近。”周深指着客厅中央的位置，那里原本摆着母亲的遗像，现在只剩一堆扭曲的金属支架，“李慧兰做事仔细，重要的东西总放在视线能及的地方。”
林野的目光扫过灰烬，突然被一块半焦的木板下的东西吸引——是药箱的一角，绿色的铁皮被熏成了黑色，但“阳光”两个字的红漆还残留着。他蹲下身，用树枝撬开木板，药箱已经变形，锁扣烧化了，里面的处方签和纸条烧成了纸灰，只有夹层的铁皮小盒还完好。
“胎发锦袋呢？”林野打开小盒，里面只剩那绺胎发和纸条，装碎片的锦袋不见了。
周深突然指向香案后的墙根：“那儿有本日记！”
是母亲的日记，蓝色封皮烧得卷了边，但中间几页被塑料膜包着，奇迹般地没被烧透。林野小心翼翼地翻开，字迹被烟熏得发灰，却能看清内容——
1983年8月15日
“今天去孤儿院，看见阿默躲在柴房哭。他说‘昨晚有穿警服的人来，问谁是赵院长的‘干儿子’，周明指着他说‘就是这小子’。警服的袖口有颗星，像老黄的制服。”
1983年8月20日
“老黄的保安服不见了，他说‘洗了’，但我在他床底看见件带泥的警服。阿默说那警服的人带走了三个孩子，说‘去城里看病’，但没让带行李。”
林野的手指顿在“警服袖口有颗星”这句上。老黄是孤儿院的保安，按规定只能穿无衔的制服，怎么会有“带星的警服”？除非他背后有真正的警察撑腰，甚至……他本身就是在编警察，来孤儿院当保安只是伪装。
“老黄不是普通保安。”周深的声音发沉，“我爸生前说过，1983年有个‘李警官’总来孤儿院，每次来都和赵建国关起门说话，周明见了他都得点头哈腰。”
林野突然想起母亲日记里的另一句话：“警服的人带走孩子时，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上面印着‘市公安局’的字。”
公文包、带星警服、老黄的伪装……这些线索像散落的拼图，慢慢拼出一个更可怕的轮廓：1983年的孤儿院事件，不仅有赵建国的贪婪、周明的帮凶，还有警方的参与。他们带走孩子，恐怕不是“看病”，而是灭口。
“锦袋里的碎片，会不会被那个‘李警官’的人拿走了？”林野攥紧日记，指节泛白。
周深却盯着日记最后一页的空白处，那里有个用指甲刻的歪歪扭扭的警号：0573。“这是那个李警官的警号。我爸的笔记本里记过一次，说‘0573是赵老四的靠山’。”
二、公墓值班室的“勒痕”
赵坤找到公墓值班室时，太阳刚爬到山顶。值班室的门虚掩着，推开门，一股浓烈的煤气味涌出来，混杂着淡淡的血腥味。
老黄趴在桌上，背对着门口，后颈的皮肤发紫，一根黑色的橡胶棍绕着他的脖子，打了三个死结——是他平时用来驱赶野狗的警棍。
赵坤的胃里一阵翻涌。他绕到桌前，老黄的眼睛瞪得滚圆，舌头伸出来，脸上凝固着极度的恐惧。更诡异的是，他的手腕上有圈淡红色的勒痕，和1983年第11个死者（孤儿院的厨娘）的死法一模一样——当年厨娘就是被自己的围裙带勒死在灶台边。
“诅咒在复刻。”赵坤拿出手机拍照，指尖在发抖。老黄的死法证明，簿子的规则不仅针对“写下名字的人”，还会自动找上“历史参与者”，用他们当年见证的死法复仇。
他在老黄的抽屉里翻找，除了一本值班记录，还有个上了锁的铁盒。赵坤用工兵铲撬开，里面有一沓泛黄的工资条，抬头都是“阳光孤儿院”，收款人是“黄志强”（老黄的全名），而发款人签名处，赫然是“赵建国”。
其中一张1983年9月的工资条备注栏，用红笔写着：“处理掉穿白衬衫的，切记，用‘他’的方法。”
“穿白衬衫的”是林默。“他的方法”——指的是簿子的诅咒？
赵坤突然想起爷爷日记里的一句话：“黄志强可靠，给他的‘好处’够他养三代。”原来老黄不是被威胁，是主动为赵建国卖命，甚至参与了对林默的追杀。
铁盒底层还有枚褪色的警徽，不是保安的样式，是正式民警的制式，编号被磨掉了，但背面刻着个极小的“李”字。
“李警官……0573……”赵坤把警徽塞进兜里，突然意识到一个更可怕的事：老黄昨晚烧林家房子，不是为了“阻止怨念”，是为了销毁和“李警官”有关的证据——母亲的日记里，很可能记着这个李警官的真实身份。
值班室的窗户突然被风吹开，一张纸从老黄的值班记录里飘出来，落在赵坤脚边。是张1983年的照片，老黄穿着警服，站在孤儿院门口，身边站着个戴眼镜的男人，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袖口露出半颗星。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李局交代，火灭后，带‘钥匙’回局里。”
三、档案室里的“空白病历”
市一院的档案室在住院部顶楼，木门上的油漆剥落得厉害，锁孔里塞着半根火柴，像是故意不让人打开。林默从口袋里掏出根回形针，捣鼓了两下，“咔哒”一声，锁开了。
档案柜排列得像墓碑，上面落满了灰。林默找到标着“1983”的柜子，指尖划过一排排档案袋，停在“李慧兰”三个字上。
档案袋很薄，里面只有几张纸：入职申请表、年度考核表，还有一张请假单——1983年9月到12月，三个月病假，理由是“精神衰弱”。
没有病历，没有诊断记录，甚至没有主治医生的签名。
林默皱起眉，他记得周深说过，母亲当年的缴费单指向孤儿院，难道这三个月她根本没生病，是被强制送到了孤儿院？
他把档案袋倒过来抖了抖，一张折叠的处方签掉了出来，不是母亲写的，字迹更潦草，上面的药和孤儿院孩子用的一样：氯丙嗪、苯海索，还有那味被划掉的曼陀罗。
处方签的右下角有个模糊的签名，像被水晕过，只能看清最后一个字：“……伟”。
“李伟？”林默的心脏猛地一跳。他小时候偷听到赵建国打电话，总提到“李局伟”，说“这事得他点头”。难道那个带星的警服人，就是这位“李局伟”？
他突然想起母亲日记里的警号“0573”，掏出手机查了下——1983年市公安局的公开名单里，编号0573的民警叫“李伟”，时任刑侦支队副队长，后来升了副局长，十年前退休，现在住在老城区的公安局家属院。
档案柜最底层有个松动的木板，林默抽出来，里面藏着个牛皮纸信封，是母亲的笔迹：“阿默亲启，若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不在。1983年我在孤儿院‘养病’时，看见李伟和赵建国在阁楼烧账册，账册上有孩子们的名字，还有……‘循环簿’的购买记录。”
购买记录？簿子不是凭空出现的，是被人买下来的？
林默捏紧信封，指腹触到里面有个硬东西。倒出来一看，是枚生锈的铜钥匙，上面刻着“302”——是公安局家属院的门牌号。
母亲早就知道李伟的住址，甚至留下了钥匙。她当年藏下这封信，就是等着林默有一天能找到李伟，查清簿子的来历。
窗外传来鸽子的咕咕声，林默抬头看向老城区的方向，那里有片灰色的家属楼，正是李伟住的地方。他把钥匙塞进兜里，突然觉得口袋里的皮质碎片在发烫——不是三块碎片融合的热，是一种带着恶意的烫，像有双眼睛在盯着他。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白衬衫，“林默”两个字的墨汁又晕开了些，边缘渗出暗红色的细线，像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