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端着茶杯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热茶漾出了些许。
他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低头吹了吹茶叶，许久才缓缓开口：“唉，十年了，案子那么多，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都过去了，还提它做什么。”
在他低头喝茶的瞬间，我捕捉到，他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不是坦然，更像是……慌乱和躲闪。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我走出老师家，外面阳光正好，我却觉得浑身冰冷。那个我赖以对抗江寻、对抗全世界的坚固信念，第一次，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
7.
从刘老师家回来后的那个晚上，我把自己锁在了中心的档案室。
刘老师闪躲的眼神，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不拔出来，就日夜不得安宁。我必须找到答案，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的答案。我将十年前“3.17”案所有的尸检报告、物证记录、现场照片全部调了出来，一张张，一页页地，在放大镜下反复比对。
档案室的冷气开得很足，旧纸张的气味和福尔马林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成了我唯一熟悉的陪伴。
就在我快要力竭放弃的时候，我的指尖停在了2号受害者的尸检报告上。报告里清晰地写着，死者尸斑呈暗紫色，按压不褪色，符合死亡超过12小时的特征。可就在报告附件的毒理化验单上，却标注着死者血液中一氧化碳（CO）浓度，呈轻微超标。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这是绝对的矛盾！任何一个法医入门者都知道，一氧化碳中毒的尸体，尸斑会呈现出标志性的樱桃红色，绝不可能是记录里的“暗紫色”！
这个发现让我瞬间血往上涌，我几乎是颤抖着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我以为再也不会主动联系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江寻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疲惫：“喂？”
“江寻，我找到了！当年的尸检报告有重大疏漏！”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但语速还是出卖了我的激动，“2号死者，尸斑颜色和毒理报告对不上，这说明当年的尸检过程，或者记录，一定有问题！”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他不以为然的声音：“苏晴，现在是凌晨两点。暗紫色也许只是记录法医的个人描述偏差，至于那个轻微超標的CO浓度，可能是环境因素或者当年的检测误差。十年前的设备，没那么精准。”
“这不是误差！”我忍不住拔高了声音，“这是原则性错误！”
“别在这种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了，”他的声音里透出明显的不耐烦，“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更直接的证据。早点休息吧。”
说完，他直接挂了电话。
听着手机里的忙音，我气得浑身发抖。在他眼里，我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一个被情感蒙蔽了双眼的傻子，在徒劳地挣扎。
好，你不信我。
你不查，我查。
我一定要把这份报告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亲手挖出来。
8.
第二天，我顶着浓重的黑眼圈，利用职务之便，调出了十年前法医中心的所有人事档案。我的目标很明确——找到当年给2号受害者做毒理化验的那位检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