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要命的是，她这摊子烂事总拖得部门业绩下滑。上个月总公司的季度考核里，我们办事处的客户满意度排名垫底，合同履约率差了其他办事处近二十个百分点。批评函像雪片似的飞来，先是人力资源部的警告，接着是市场部的质疑，最后连总经理办公室都发来了问询邮件。我跟小 A 谈了无数次，办公室谈过，微信里聊过，甚至请她在楼下咖啡馆喝了杯拿铁——那杯三十块的拿铁，是我这个月最大的「办公支出」。
可她每次都有新理由。我说考勤问题，她就翻出手机里孩子的病历本照片；我说工作积压，她就抱怨「女人在职场太难了，又要顾家又要干活」；我说总公司在催，她干脆往椅背上一靠：「张哥，你就不能多担待点？都是同事，帮衬下怎么了？」最后那次谈话，她甚至带着点不耐烦：「反正我工资是总公司发的，又不花你的钱，你操这心干嘛？」
架不住同事们的怨气和总公司的压力，我在部门周会上拍了胸脯：「小 A 这事，我去跟总公司沟通，一定给大伙一个说法。」说这话时，我看着王姐眼里燃起的期待，小 P 紧绷的肩膀松了松，心里暗暗发誓，这次必须要有个结果。
我们这办事处说是「总公司直属」，其实更像个被遗忘的角落。总公司的大 BOSS 们忙着在省城扩张业务，一年到头没来过临州一次；绝大部分总公司的同事甚至不知道「临州办事处」有个叫小 A 的员工，更别提她这离谱的考勤了。我知道，要解决这事，必须找对人——分管我们部门的副总经理李建国。
李建国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职场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可眼神里藏着股精明。我特意选了季度汇报的日子去省城，在总公司会议室门口堵到了他。那天他刚开完会，手里捏着保温杯，我赶紧递上提前整理好的材料：「李总，耽误您十分钟，想汇报下临州办事处的人事问题。」
材料里附了小 A 近半年的考勤记录——那页打印纸被我标红了二十多个「旷工」；还有同事们匿名写下的工作记录，王姐记着「3 月 15 日替小 A 对接客户，加班到 20:30」，小 P 写着「4 月 2 日替小 A 补报表，核对数据至凌晨」；最后是总公司发来的三份批评函复印件。李建国戴上老花镜，一页页翻着，眉头从舒展慢慢皱成个疙瘩，最后「啪」地把材料拍在桌上：「这怎么回事？旷工这么多次，你们怎么不早说？」
「之前跟她沟通过好几次，她总找理由，我想着……」我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职场不是慈善堂！拿工资就得干活，哪来那么多理由？」那天下午，李建国当场就给小 A 打了电话，让她第二天去省城总部谈话。我以为这事总算有了盼头，可等小 A 从省城回来，依旧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小 A 跟李建国谈了三次。第一次说自己单亲妈妈不容易，孩子没人带；第二次哭诉父母身体不好，家里重担全在她身上；第三次干脆拿出医院的「神经衰弱」诊断证明，说医生建议她「减少工作压力」。李建国起初还耐着性子劝她「克服困难」，后来见她油盐不进，耐心也磨得差不多了。有次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这姑娘不对劲，满嘴跑火车。下次她再无故旷工，你给我发个微信，我亲自去临州抓个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