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说话。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回家，而是在被押送回一座熟悉的监狱。
回到家，他没有提那天的事。他变得异常温柔。他给我做饭，虽然味道还是那么糟糕。他不再逼我看他那些我根本看不懂的画。有一天晚上，他甚至支起一个新的画架，让我坐在他对面。
“别动。”他说。
灯光下，他专注地看着我，手里的画笔在画布上移动。我能听到笔尖和画布摩擦时发出的沙沙声。那个瞬间，我有些恍惚。我想起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为我画画。那时候，他的眼睛里有光，他说他的画以后要挂进卢浮宫。
画了三个小时。画完后，他把画给我看。画上的我，穿着白色的裙子，微微低着头，神情很温柔。那是我早已不复存在的模样。我看着那幅画，心里某种已经冻结的东西，似乎有了一丝融化的迹象。
但我很快就发现，这幅肖像画的背景，那片模糊的阴影，它的轮廓，和墙上那块霉斑的形状一模一样。
这不是爱。这只是他把我，连同这间屋子里的腐烂一起，框进了他的作品里。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半个月后。
陈默的一幅画，被一家新开的小画廊看中了。不是什么大画廊，据说老板是个刚回国的年轻人，喜欢一些风格另类的东西。那幅画卖了一万块钱。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巨款。
陈默拿到钱的那天，像变了一个人。他走路的时候背都挺直了。他冲进一家我们平时只敢路过的餐厅，点了一大桌子菜。他给我买了一条我盯着看过好几次的裙子，毫不犹豫地刷了卡。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但没有发疯。他抱着我，一遍遍地说：“舒，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他们开始懂我了。我们就快熬出头了。”
他的话语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亢奋和希望。那种希望像一种传染病，也感染了我。我看着他兴奋到涨红的脸，看着桌上那些精致的菜肴，看着身上这条漂亮的新裙子。我开始相信，生活也许真的可以不是那个样子。也许他只是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证明。现在，证明来了，那一切是不是都可以过去了？
画廊老板很欣赏他，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圈内的酒会。陈默为此准备了好几天，把压在箱底的唯一一套西装翻出来熨了又熨。
酒会那天，他出门前，仔仔细细地打上领带。我帮他整理衣领。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看了看我。
“你在家等我。”他说，“我跟他们谈好了，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机会。等我站稳了，下次就带你一起去。”
他的口气里带着一种施舍般的恩赐。我点了点头，说好。
他出门后，我把整个家都打扫了一遍。我把所有堆积的脏衣服都洗了，把地板擦得能反光。最后，我站到了那块霉斑面前。
我觉得它不应该再待在这里了。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应该重新开始。
我找来清洁剂、刷子、铲刀。我用尽了所有办法，对着那片顽固的污渍又喷又擦又刮。墙皮被我刮下来一层，露出里面更深颜色的水泥。那霉斑的颜色变浅了，但它的轮廓还在，像一道纹身，刻在了墙的骨头里。
我累得满头大汗，瘫坐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