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你的地盘。”苏晴随手把我的帆布包丢在沙发一角，指了指那个小隔间，“地方不大，凑合住。饿了冰箱有剩饭，自己微波炉热一下。渴了自己倒水。”她一边说，一边迫不及待地甩掉鞋子，赤着脚走到一个巨大的画架前，上面是一幅未完成的、色彩极其浓烈的抽象风景。她抓起画笔，蘸上颜料，几乎立刻就沉浸了进去，仿佛刚才领回来的不是一个大活人，而是一袋需要摆放的静物苹果。
我成了这间色彩王国里最安静、最小心翼翼的幽灵。
每天放学回来，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蹑手蹑脚地打扫——尽管我知道，明天地上肯定又会多出新的颜料点子、铅笔屑或者揉成一团的废稿纸。我会把冰箱里所剩无几的食材（通常是面包、鸡蛋、牛奶和一些蔫了的蔬菜）尽量做成能入口的饭菜，煮个面，煎个蛋，或者笨拙地炒个青菜。在她画到忘我境界，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时，我会小心翼翼地倒一杯温水，轻轻放在她触手可及又不会碰翻颜料的地方。
我像一只受惊的蜗牛，时刻伸出敏感的触角，探测着周围的环境，随时准备缩回自己坚硬的壳里。我等着她的要求，她的规矩，她的不耐烦，甚至她的嫌弃。孤儿院的经历让我深信，任何善意都是有代价的，任何接纳都是暂时的，我必须用“有用”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可苏晴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对我的讨好似乎浑然不觉。偶尔从画布后抬起头，看到我杵在一旁，也只是扬扬下巴，语气随意得像在谈论天气：“杵着干嘛？看书去！书架上有书，自己拿。或者，”她指了指角落里一个落满灰尘的游戏机，“那玩意儿还能用，自己玩会儿也行，别吵我就成。”
她似乎真的践行着她“不当虎妈”的宣言。从不问我作业写完没，考试考得怎么样，在学校有没有朋友。她的生活节奏完全围绕她的画展开。有时会消失几天，说是去山里写生；有时会通宵达旦地画画，画室里彻夜亮着灯；有时又会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抱着一包薯片看无聊的综艺节目，笑得前仰后合。
这种“放任自流”并没有让我感到轻松，反而加剧了我的不安。我像踩在一片看似平静实则不知深浅的流沙上，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落脚点。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把每一次考试的好成绩都当成“有用”的证明，小心翼翼地把成绩单放在她常坐的沙发扶手上。她有时会瞥一眼，随口说句“哦，不错啊”，然后继续沉浸在她的色彩世界里；有时甚至根本没注意到。
这种小心翼翼的讨好和对方浑然不觉的“佛系”相处模式，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那个闷热的夏夜，一个意外打破了表面的平静。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把洗好的碗碟擦干，准备放进厨房那个据说有点年头、雕工繁复的旧碗橱里。碗橱很高，我需要踮起脚尖。指尖一滑，“哐当——哗啦——！”
一声清脆得令人心碎的炸响，在安静的画室里格外刺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