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城南一间连门牌都被雨水冲掉的孤儿院里。那是个连时间都仿佛停滞的地方，永远弥漫着消毒水和霉味混合的酸涩气息。院长说，发现我的那天，整条巷子都浸在瓢泼大雨里，雨水汇成浑浊的河流，漫过坑洼的石板路。唯有我躺的那个破旧纸箱干燥得像被谁特意护在怀里，连垫在底下的一件褪色棉袄都是暖的。
她总是摸着我的头，把这当作吉兆，说我是个被命运额外眷顾的孩子。我却始终觉得，那是上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醒我：别奢望有人替你遮风挡雨，你终将是一个人。
孤儿院的日子清苦，但不算最难熬。最难熬的是每个夜晚，听着其他孩子在梦中呓语着“妈妈”，而我只能把脸埋进充满皂角味道的、硬邦邦的枕头里，假装那也是一个温暖的怀抱。我学会了自己补袜子，用院长用剩的粉笔头在墙上画画，对着水洼里的倒影给自己剪头发。我早早明白了“拥有”和“失去”的含义——拥有是暂时的，失去才是永恒。
十二岁，因为一个慈善助学项目，我进了市一中。那里的校服雪白挺括，像一面面会走动的墙，把我这个补丁摞补丁、浑身散发着孤儿院气味的转学生牢牢挡在外面。我从踏入教室的第一天起，就成了一个异类，一个标靶。
班里的人叫我“野种”、“没人要的狗”、“捡来的垃圾”。他们把我的午饭倒进沾满油污的垃圾桶，逼我跪着捡起来吃；把我锁在阴暗潮湿的器材室里，听我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里哭到失声；在我的凳子上偷偷涂满强力胶，看着我起身时撕裂裤子的窘迫模样发出哄堂大笑。我习惯了。真的。被撕碎的作业本、被烟头烫出洞的旧毛衣、被红墨水涂满“去死”字样的课桌——它们像一场场提早到来的、凛冽的寒冬，把我冻在原地，连呼救都冻结在喉咙深处，化作冰冷的沉默。
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在无边无际的灰暗和寒冷中，沉没下去。
直到那天。
那是一个普通的黄昏，欺凌也是普通的欺凌。他们抢走了我藏在书包最里层、省吃俭用攒钱买下的旧钢笔——那是我唯一称得上“珍贵”的东西。几个人高马大的男生把我堵在放学后空无一人的教学楼后巷，拳头和踢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蜷缩起来的身体上。我没哭，只是死死盯着那个攥着钢笔、笑得嚣张的男生。
林絮就是在那时出现的。
她像是逆光而来，周身被夕阳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她扎着利落的高马尾，额角有细碎的绒毛，校服洗得发白，领口却有一圈自己绣的精致蓝色小花，像是把一小片天空裁下来缀在了身上。她毫不犹豫地挡在我面前，身形不算高大，却像一把突然撑开的、坚固无比的伞。
“欺负他，先问问我。”
她的声音清脆，带着少女特有的柔亮，并不凶狠，却像一束锐利的光，直接劈开我头顶那层终年不散、压得我喘不过气的阴云。她的影子投在我身上，细细长长的，将我完全笼罩其中。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影子也可以有温度，一种让人鼻子发酸、眼眶滚烫的温度。
那几个男生讪讪地走了。她转过身，向我伸出手。她的手指纤细白皙，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我没有握上去，只是自己挣扎着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不敢看她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