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后来性格里渐渐生出的偏激，就是从那个时候，悄悄开始的。
当时我们学校里有几个混社会的小痞子，其中最嚣张的叫张贺月。他哥哥那时已是街面上小有名气的混混，张贺月仗着这层关系，在学校里横行霸道。
我和他结下梁子，原因再简单不过：有一天，我骑上学的自行车不小心倒在了他所谓的“专属停车位”上。
至于那辆车为什么会倒，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始终萦绕在我心头。
学生时代本该最期待的就是下课、放学和体育课，可那段日子，我却格外害怕这三件事。
因为只要一到自由活动时间，张贺月就会带着他那几个跟班，在学校各个角落堵我，然后围起来揍我。
有时候，他们甚至当着我们班女同学的面扇我耳光，逼我跪在地上唱《征服》。
——对了，还必须得用《东方红》的调子唱。
就连班上最胆小的女生看我的眼神，都像在看动物园里的猴子，而张贺月他们，就是那个耍猴的人。
我常常浑身是伤地躺在地上，周围没有一个人伸手帮我。
也不是完全没人帮过我。记得有一位新来的体育老师，个子得有一米九，瘦高瘦高的。有一回，他们把我按在班级冬天烧的地炉边，滚烫的炉火离我的脸不到一厘米。幸好他正好路过，赶走了那帮人。
可就在那天晚上下班路上，他就被一群人套上麻袋揍了一顿，门牙都掉了一颗。
从那之后，我们的体育课停了好长一段时间。等他再回来上课时，看我的眼神总是躲闪闪闪。
我知道，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这样被他们掰断了。
那种绝望几乎将我吞没，我也越来越厌恶上学。
我恨这个学校，恨每一个踩在我头上的人。
更恨的，是那个无力反抗、弱小不堪的自己。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越来越无心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父母只关心每次考试后的分数。我曾向他们提起在学校被欺负的事，可他们只当作是孩子间的打闹，从未认真对待，反而总会补上一句：“为什么只欺负你，不去欺负别人？”
“你专心学习，把成绩提上去，自然就没人欺负你了。”
听到大人这样的话，那种窒息般的无力感，我至今还记得。
那时我家住在家属楼一楼。妈妈下岗后自己开了个配货站，每天应酬到很晚才回家。我们小区夜里几乎没什么人在外走动，所以每当她那高跟鞋的声音还在很远的地方响起，我就能准确分辨出——是她回来了。而我的心，总会莫名地揪紧。
我就这样，在不断的围殴与嘲讽中慢慢长大。这种成长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现在回想，那个时候，仇恨早已在我心中悄悄发芽，某种祖辈遗传的基因，似乎也正悄然苏醒。
直到初三的一天，刚下课，我又被他们一群人堵住。但这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还手了。我一手死死掐住张贺月的脖子，另一只手握紧拳头，发疯似的往他脸上砸去。
他那帮小弟在短暂的震惊之后，一拥而上……
在那个小弟手上的板砖即将拍在我头上之时，上课铃响了。
张贺月在进教室之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鼻青脸肿的我说了句：学校门口，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