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骨子里的韧劲又上来了。听不懂广州话，她就跟着家里的佣人学，每天对着镜子练发音，不到半年就能流利交流；婆婆挑刺，她不顶嘴，只默默把事情做好——婆婆说她缝的衣服针脚粗，她就熬夜练习，直到针脚比绣娘还细；婆婆说她做的广州菜不地道，她就去厨房跟大厨学，不到三个月，煲的老火汤比广州本地媳妇还香浓。
丈夫陈先生对她很好，知道她想家，时常带她去逛上下九，给她买广绣手帕、鸡公榄；知道她跟婆婆有隔阂，总是在中间调和，说“阿琼是个好媳妇，性子直，没坏心眼”。渐渐地，婆婆对她的态度软了下来，家里的佣人也开始佩服这个“能吃苦、不服输”的少奶奶。
那几年，是刘丽琼人生里少有的安稳时光。她跟着丈夫学记账，帮着打理米铺的后勤，闲时去逛西关的庙会，跟街坊邻里聊家常，慢慢从一个“乡野丫头”，变成了懂规矩、会持家的广州少奶奶。她甚至开始规划未来——等攒够了钱，就把父母弟弟接到广州来，一家人团聚。
3.从少奶奶到包租婆
然而，安稳的日子只过了五年。民国十二年，广州爆发霍乱，丈夫陈先生本就身体弱，不幸被传染，高烧不退。刘丽琼衣不解带地照顾，四处求医问药，甚至去庙里跪了一夜，求菩萨保佑，却还是没能留住丈夫的命。
丈夫走后，米铺的生意没人打理，很快就被同行挤垮，婆婆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也撒手人寰。一夜之间，曾经热闹的陈家大宅，只剩下刘丽琼一个人。她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看着丈夫的遗像，第一次在广州哭出了声——她以为的“好路”，怎么突然就走不通了？
就在她走投无路时，律师找到了她，说丈夫生前在西关买了一栋旧式楼宇，登记在她名下——那就是后来的“七十二家大院”。楼宇不大，一共三层，二十多间房，当时已经租出去了大半，租客都是做小生意的、打工的普通百姓。
拿着房产证，刘丽琼心里五味杂陈。这栋楼是丈夫留给她的唯一念想，也是她在广州唯一的依靠。她咬着牙做了决定：不回韶关，留在广州，靠收租过日子，把这栋楼打理好，也算对得住丈夫。
刚开始当包租婆，刘丽琼没经验，也没架子。租客家里有困难，晚几天交租，她摆摆手说“没事，等有钱了再给”；租客孩子生病，她还会送点钱过去；大院里的水龙头坏了、楼梯板松了，她亲自去找人修，从不亏待租客。
但日子久了，她发现“心善”换不来好。有的租客仗着她好说话，故意拖欠租金，理由五花八门；有的租客不爱干净，把大院的公共区域弄得乱七八糟，说了好几次都不改；还有的租客偷偷在房间里煮东西，差点引发火灾。
最让她气不过的是民国十四年的冬天。有个租客欠了三个月租金，说“家里孩子多，实在没钱”，她心软答应再宽限一个月。结果月底去收租时，发现那租客早就搬空了，只留下一屋子垃圾。那天晚上，刘丽琼坐在大院的台阶上，看着冰冷的月光，第一次觉得“在广州活下去，不能太心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