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其他病人，也成了她世界里扭曲的“台球元素”。那个总是喃喃自语、周期性躁狂的老先生，是一颗不稳定的、需要小心处理的“活球”；那个 catatonic、几乎纹丝不动的女人，是一颗紧贴库边的“死球”；那个有被迫害妄想、总觉得有人要给他下毒的年轻人，是一颗需要极力避免碰到的“干扰球”。
她不再抗拒医生的谈话。因为她发现，医生试图引导她说的那些关于情绪、关于过去、关于创伤的词汇，可以被她巧妙地“翻译”成台球术语。
“我感到压抑（I feel suppressed）。”她说。 （翻译：我被做了一杆斯诺克。）
“我觉得没有出路（I see no way out）。” （翻译：所有线路都被封死了。）
“她让我无处可逃（She gave me no escape）。” （翻译：她的防守没有留下任何机会。）
心理医生欣慰地记录着：“患者开始尝试表达内心感受。”他并不知道，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沉浸在巨大模拟游戏里的玩家，正在用一套完全加密的语言与他对话。
她的“练习”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疯狂。
她会长时间地凝视着窗外的一片落叶，计算着风力、重力对其轨迹的影响，类比台球上的塞力和台尼摩擦。她会用手指在空气中反复比划着复杂的击球线路和杆法，一划就是几个小时。她会突然在半夜坐起，在黑暗中模拟解一颗极其复杂的斯诺克，手指在冰冷的墙壁上摸索着 imaginary 的母球。
这种外人看来完全是精神错乱的行为，却阴差阳错地达成了某种极致的“暴露疗法”和“脱敏疗法”。
她无时无刻不在面对“台球”，面对“防守”，面对“困境”。过去那种一遇到僵局就焦躁、愤怒、想要不顾一切抡杆进攻的冲动，在这一次又一次、日复一日的“模拟练习”中被强行磨平。
她没有别的选择。在这个世界里，她只能“思考”如何解球。没有球杆给她去砸，没有比赛可以让她放弃。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她的大脑，她的计算，她的耐心。
她必须计算。必须耐心。必须在那片绝望的墨绿色里，找出那条唯一可能存在的、细微的生路。
这个过程痛苦而漫长，如同自我凌迟。她无数次在模拟中陷入绝境，感到和决赛那天一样的恐慌和窒息，但她无处可逃，只能硬生生地扛过去，直到大脑耗竭，或者被镇静剂强行关机。
然后第二天，继续。
三年。
时间在她的世界里失去了线性流动的意义。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模拟击球”，一轮又一轮的“心理对抗”。
她外表依旧沉默寡言，眼神时而空洞时而专注得吓人。但在那看似破碎的精神内核深处，某些东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冰冷的、偏执的、如同精密仪器般的耐心和专注，被锤炼了出来。她看待台球的方式，不再是纯粹感性的、天赋流淌的艺术，而融入了绝对理性的、甚至带点非人色彩的计算。
她不再是那个只有进攻的天才少女。她成了一个在脑海中经历过无数地狱般防守演练的……幸存者。
出院的那天，来得有些突然。
医生认为她“症状显著改善”，“情绪稳定”，“具备了初步的社会适应能力”。她的父母小心翼翼地为她办理了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