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坐着七八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有人低头记笔记，有人小声议论。
“这孩子以前不是全市第一吗？”
“现在这样，是不是该转精神科了？”
“家长有没有考虑过住院观察？”
我低着头，指甲掐进掌心。
她把我当病例？当课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我最烂的卷子一张张放上去，一道道错题放大，连我在草稿纸上画的小人——那个跳楼的火柴人——都被她圈出来，标上“逃避现实的象征性表达”。
哄笑声从后排传来。
“这火柴人还挺有艺术感啊。”
“他是不是想自杀？”
“家长太拼了，孩子迟早崩。”
我咬住舌尖，血腥味在嘴里漫开。
疼，但比不上心里的撕扯。
我不是崩了。我是被一点点拆开，塞进他们要的模子里，灌进营养液，打上标签，然后——当我不听话了，就成了“病例”。
我慢慢滑下椅子，蹲到桌底。
腿挡着，没人看见。
我伸出舌头，舔破的伤口还在渗血。用指尖蘸着血，在木桌底画了个火柴人。
这次，它没跳楼，也没拿刀。
它站在讲台前，一把掀翻了投影仪。
“要毁了它吗？”
那个声音突然响起，清晰得像贴在我耳边。
我一颤。
“你说……毁了什么？”我在心里问。
“毁了这间屋子。”它说，“毁了这台投影。毁了她嘴里的‘病例’。”
我盯着那个血画的小人，手指发抖。
“你敢吗？”它问。
我咽了口唾沫，舌尖又疼起来。
敢吗？
我看着妈妈站在台上，指着我的错题，像在解剖一具尸体。她眼神冷静，语气专业，仿佛站在她面前的不是她儿子，而是一个需要被“修复”的故障零件。
我突然想砸东西。
想冲上去拔掉电源。
想把那张PPT撕了，塞她嘴里。
可我没动。
我只是在桌底，用血把火柴人的眼睛涂黑。
然后，轻轻点了点头。
脑子里，“影”的声音笑了：“好。”
那天晚上回家，妈妈还在复盘会议：“王主任建议做脑电图，李医生说要考虑药物干预……你最近必须配合监测。”
我没说话，走进房间，锁上门。
我翻开草稿本，一页页全是火柴人。
跳楼的，拿刀的，掀桌子的，烧房子的。
我盯着它们，忽然问：“你到底是谁？”
“你不想活的那部分。”它说，“也是你想活的那部分。”
“我不懂。”
“你被他们切成两半——一半听话，一半想逃。我就是逃的那半。”
我闭上眼，想起小时候，我考了第二名，爸爸把奖状撕了扔进马桶。
想起发烧到39度，妈妈逼我背完五十个单词才给退烧药。
想起我画的第一张火柴人，被她当成“心理问题证据”锁进文件夹。
我不是病。
我是被养歪的树，硬掰回他们要的形状，结果裂了。
我睁开眼，在纸上画下第109个火柴人。
它站在火里，手举得高高的。
“下次，”我说，“别在桌底画了。”
“下次，”它回，“我们烧给他们看。”
第五章 危险转移
妈妈的笔记本摊在茶几上，封面写着“异常行为记录”，旁边放着我的错题本、体温表、睡眠监测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