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像是被那湿冷的寒气冻透了，沉甸甸地往下坠。喉咙里像是堵满了砂砾，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靠过来，伸手探了探孩子的额头，眉头立刻紧紧皱起：“怎么这么烫！挂号还要多久？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真是的……”
她语气里的焦躁和那一点不易察觉的、仿佛因刚才那一幕而生出的迁怒，像一把生锈的锯子，来回拉扯着我早已绷紧到极限的神经。
我沉默着，把怀里因为母亲到来而微微啜泣着要“妈妈”的孩子递给她，然后脱下自己同样湿冷的外套，勉强叠了叠，垫在旁边冰凉的金属座椅上，哑声说：“你先坐这儿抱一下他，我去问问能不能快一点。”
她抱着孩子坐下，轻轻拍着孩子的背，眼睛却还望着停车场的方向，有些心不在焉。
我走开几步，找到角落里一个忙着写病历的护士，几乎是低声下气地询问能否通融一下，孩子烧得厉害。护士抬头看了一眼孩子，语气缓和了些，但还是无奈地表示都是急症，只能按顺序来。
等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来时，苏晚正拿着手机打字，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神情是一种我很少在家里看到的、专注的柔和。看到我过来，她迅速按灭了屏幕。
“怎么样？”
“还得等。”我的声音干涩。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低下头用脸颊去贴孩子的额头，喃喃自语：“怎么还不退……”
冰冷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凝固。急诊室的嘈杂，孩子的呜咽，远处传来的哭声和催促声，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模糊不清。只有我们之间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清晰得可怕。
我看着她还在滴水的发梢，看着她冻得有些发青的嘴唇，最终还是从随身带的袋子里翻出给孩子备用的干净毛巾，递过去。
“擦擦吧。”
她像是才意识到自己浑身湿透，接过毛巾，胡乱地擦着头发和脸，语气里带着未散的余悸和一种莫名的抱怨：“吓死我了，那么大的雨，他车抛锚在附近，手机又快没电了……人生地不熟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我。”
她擦头发的动作停了一下，看向我，眼神里有一种我难以理解的、替别人感到的委屈：“他刚回国，在这边没什么朋友，什么都得重新开始，挺不容易的。”
她像是在对我解释，又像是在为自己刚才那义无反顾的狂奔寻找一个理所当然的注脚。
那一刻，我站在医院惨白的灯光下，听着窗外丝毫没有减弱迹象的雨声，怀里仿佛还残留着孩子滚烫的体温，看着她为另一个男人淋湿、为另一个男人辩解、为另一个男人心神不宁。
七年婚姻，无数的日夜，无数的付出，在这一刻，轻飘飘地败给了她心底那抹从未散去、一召即回的月光。
冰冷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灭顶而来，淹没了口鼻，窒息感强烈得让我几乎站不稳。心脏的位置像是被挖开了一个大洞，呼啸着灌进穿堂的冷风。
我什么也没说。
只是慢慢地、慢慢地转过身，背对着她，面向窗外那无尽的黑夜和冷雨。
队伍终于排到了。挂号，看医生，验血，取药。整个过程，我和苏晚像是两条平行线，机械地完成着必要的流程，交流仅限于“去那边”“缴费”“抱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