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审讯官只是平静地向他讲述当年案件的基本情况，观察其微表情变化。当提到“赵小梅”三个字时，贺某志的手指轻微抽搐了一下。
第二天，播放当年现场勘查视频片段，重点展示死者状态及周边环境。贺某志低头不语，但呼吸明显加快。
第三天，出示DNA比对报告，并告知：“科学不会说谎，你的基因留在了她身上。”
贺某志脸色骤变，但仍咬牙坚持：“那又能说明什么？说不定是我路过碰巧留下的。”
第四天，审讯官拿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1999年案发前三个月，赵小梅与其共同参加村里春节联欢会的合影。照片中，两人坐在同一排，神情自然。
“你认识她，不止一面之缘。”审讯官缓缓说道。
贺某志瞳孔收缩，额头渗出冷汗。
第五天，警方模拟还原作案路线：从赵小梅最后出现的地点，到案发现场，再到贺某志家中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步行仅需二十三分钟，且沿途有多条隐蔽小路可避开主干道。
第六天，引入心理学专家介入谈话，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入手，剖析其性格缺陷与潜在犯罪动因。
第七天，播放其妻访谈录音：“你说那天晚上在家睡觉……可我记得，你回来时裤子上有泥，鞋底还有血……你说是摔跤弄的……我一直没敢问……”
那一刻，贺某志浑身剧烈颤抖，双手抱头，久久不能言语。
第八天清晨，阳光透过审讯室的百叶窗洒进来。经历了七昼夜的精神煎熬，这位曾经顽固抵抗的男人终于低下了头。
他缓缓提起笔，在认罪书上写下第一行字：
“我叫贺某志，今年58岁……1999年3月8日凌晨，我在果园地持铁锹杀害了赵小梅……”
第八天清晨，审讯室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贺某志低垂着头，花白的头发贴在额前，双手微微颤抖。他握着笔，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在认罪书上写下第一行字：“我叫贺某志，今年58岁……1999年3月8日凌晨，我在果园地持铁锹杀害了赵小梅……”
话音未落，他的声音已经哽咽。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纸上，墨迹瞬间晕开。
“我……我不是故意的。”他喃喃道，“那天晚上，我只是想跟她谈谈……可她骂我，还拿石头砸我……我一时冲动……就……就动了手。”
审讯民警对视一眼，没有打断，只是轻轻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长达二十六年的沉默，终于被打破。
随着供述的展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如潮水般涌出。那不仅仅是一起命案的还原，更是一个扭曲人性在孤独、自卑与欲望交织下逐渐崩塌的过程。
一、少年失怙，命运初裂
贺某志出生于1967年冬，科尔沁草原边缘的一个贫苦牧民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姐姐。父亲常年酗酒，母亲体弱多病，家境窘迫。在他六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夺走了父母的生命——他们的蒙古包被大雪压塌，一家四口仅他一人幸存。
从此，贺某志成了孤儿。他由年迈的姑妈收养，但姑妈家也不宽裕，六个孩子挤在一间土屋里。作为“外姓人”，他在家中地位最低，常常吃不饱饭，穿不上暖衣。上学时，因交不起学费而屡遭同学嘲笑，老师也嫌他“反应慢”“呆头呆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