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我的语文书呢？”身后突然冒出声音。我回头，孙子光着脚，头发炸成蒲公英，手里拎着只剩一只翅膀的无人机模型。我擦擦手，走到客厅，在一堆练习册底下抽出语文书，递给他。他睡眼惺忪地接过，忽然咧嘴一笑：“爷爷，你比Siri还灵。”我板起脸：“Siri有电费，爷爷只有养老金。”他嘿嘿跑开，脚底踩到一块积木，“嗷——”的一声，像给清晨加了个感叹号。
我趁势拉开窗帘，“哗”——外头天已鱼肚白，小区花坛里红杜鹃开得没心没肺，像一群偷穿家长高跟鞋的小姑娘。阳光冲进来，屋里顿时亮堂，灰尘在光束里跳舞，像极了我当年在公社礼堂看到的电影放映机——一束光，千军万马。
灰尘底下，沙发面料露出本色：浅灰，印着细密的方格。我伸手拍一拍，尘埃腾起，孙子在远处喊：“爷爷，你制造PM2.5！”我回他：“放心，爷爷有国家补贴的环保指标。”说笑间，我把靠枕摆好，发现缝隙里卡着一张试卷，分数栏写着“97”，大红勾旁边一行小字：——“看图写话精彩，但字迹潦草，望改进。”我盯着那行字，心里像被熨斗轻轻烫了一下：小家伙会写“精彩”了，可爷爷我还在写“潦草”的人生。
我把试卷抚平，压到茶几玻璃板下，继续收拾。茶几上除了遥控器、零食袋，还有一本打开的书——《小狗钱钱》，页面停在第88页。我瞄了两眼，讲的是“梦想储蓄罐”。我苦笑：儿子家的储蓄罐早改电子支付了，连“罐”都省了，只剩“梦想”还健在，胖得走不动道。
收拾到第七分钟，我在鞋柜顶摸到一只保温杯，杯壁贴着标签“枸杞+菊花”。我认出来，这是亲家母的“养生神器”。拧开盖，里头飘出隔夜的药香，像一位穿白大褂的老中医对我摇头：——“肝肾阴虚，情志不畅。”我咕哝：“不畅的不是情志，是客厅。”把残茶倒进水池，顺手冲洗，杯子倒扣在沥水架上，发出清脆的“叮”。
八点差一刻，屋里终于显出一点“人住”的模样：地面裸露，桌面空旷，沙发归位，连那具排骨也被我体面地请进湿垃圾袋。我叉腰站在客厅中央，像刚打完淮海战役的将军，四下寂静，唯有挂钟“嚓嚓”前进。我忽然想起五十多年前，学校组织我们打扫厕所，班主任夸我“扫地扫出革命精神”。如今精神还在，只是革命对象从“帝修反”变成“快递盒”，从“资产阶级思想”变成“外卖剩骨头”。
我解下围裙——其实是一条旧毛巾，边角绣着“宁波饭店”四个字，二十年前我们单位旅游发的纪念品。毛巾洗得发白，像一张过期的粮票，却一直跟着我，从厨房到厨房，从岁月到岁月。我把它搭在椅背，对空荡荡的屋子说：“老夫去也，你们自便。”说完转身，准备出门去买菜。手搭门把的一刻，背后忽然“啪嗒”一声。我回头——原来窗帘绳没绑紧，阳光像幕布一样落下，把刚收拾好的客厅重新罩进金色。尘埃再次升腾，像小型烟火。我愣了愣，忽然笑出声： ——原来打扫不是终点，而是给下一次凌乱腾出舞台。 ——原来人生不是通关，而是每天刷新副本。
我带上门，电梯“叮”地一声把我吞进去。镜面墙里映出一位老头：头发白得均匀，眼圈黑得对称，嘴角却翘得不明所以。我冲他点点头，小声道： “老范，加油，狗窝虽乱，好歹也是宇宙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