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些。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高考成绩单，指尖几乎要把纸边捏破 —— 总分离录取线差了整整二十分。风从火车站的破旧窗缝里灌进来，裹着北方特有的干冷，吹得我额前的碎发乱飞，也吹得我心里那点仅存的希望，一点点凉透了。
那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我是村里少数念到高中的姑娘，考前三个月，我把自己关在柴房里，就着煤油灯的光啃课本，母亲每天晚上给我端来一碗红薯粥，总说 “俺闺女准能考上大学，以后当城里干部”。现在想来，那时候的煤油灯真暗啊，昏黄的光只能照亮课本的一角，我常常看到眼睛发酸，揉一揉继续看，可到头来，还是落榜了。
回村的路上，拖拉机在土路上颠簸，车斗里的稻草扎得人难受。我看着路边的冬小麦，绿油油的一片，却没心思欣赏 —— 考上大学，是我唯一能走出这个小山村的机会，现在机会没了，我该怎么办？进村的时候，几个邻居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聊天，看见我回来，眼神里有同情，也有几分 “早知道如此” 的了然。我低下头，快步走回了家。
母亲正在院子里喂猪，看见我进门，手里的猪食瓢顿了一下，没敢问成绩，只说 “饿了吧？我去给你热饭”。我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看着墙上贴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的奖状 —— 那是我小学时得的，边角已经卷了边。过了一会儿，父亲从地里回来，手里拿着一把镰刀，看见我，叹了口气说 “没事，落榜就落榜，村里小学正好缺个代课老师，明天我带你去见校长”。
我就这样成了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第一天去学校的时候，我特意穿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补了块补丁，我用针线仔细缝了，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学校在村东头，是几间土墙房，屋顶盖着瓦片，有几处瓦片破了，用塑料布盖着。办公室是最大的一间土墙房，里面摆着四张木桌，桌腿都有些摇晃，用石头垫着。
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里面很安静，只有钢笔在纸上写字的 “沙沙” 声。三位老师坐在桌前改作业，都是村里的老教师，我认识其中一位王老师，他教过我小学算术。我站在门口，有点紧张，手攥着衣角，轻声说 “各位老师好，我是新来的代课老师，我叫周秀莲”。
老师们抬起头，王老师笑着站起来 “哦，秀莲啊，快来坐，就等你了”。他指了指靠窗的一张空桌子 “那是你的位置，旁边是李建国老师，他教五年级语文，你有啥不懂的，问他就行”。
我顺着王老师指的方向看去，桌子旁坐着一个年轻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袖口也有补丁，但洗得很干净。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眼睛很亮，像夏天夜里的星星。“你好，我叫李建国”，他的声音很温和，带着点刚毕业的青涩，“这张桌子没人，你坐吧，我帮你把椅子擦一下”。他拿起桌角的抹布，仔细擦了擦椅子上的灰尘，递给我。
我坐下的时候，闻到他身上有淡淡的墨水味，很好闻。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笑容温和、会帮我擦椅子的男人，会成为我一辈子的牵绊，也会给我一辈子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