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砖，和水泥，别人叼着烟歇晌的功夫，她都不停。
那双手，血泡破了又起，最后磨成一层厚厚的老茧，粗糙得刮人。
工地上提起她，都叹气：“老李家那大丫头，哎……真能扛！”
这份“能扛”，是她用整个少女时代换来的。
而我，成了压在她身上，最沉的那座山。
我三个月时，我妈的病更重了，她根本不认我，拒绝喂奶，甚至不愿意抱我。
是我大姐，用一只小锅，把米熬烂，滤出米汤，一口一口把我喂活的。为了带我，她上工都背着我。
在工地临时搭的、四处漏风的工棚里，她把我放在用砖头和木板搭的“床”上，每隔两小时，就踩着满脚泥灰跑回来一趟，喂我喝那温在热水盆里的米汤。
工友们看不下去，时不时你五分我一毛地凑点钱，买包动物饼干，或者买罐金贵无比的麦乳精，偷偷塞进我的怀里。
我姐感激得不知道怎么办好。
她唯一能回报的，就是在下工回去的土路上，抱着我，给工友们一遍一遍地唱儿歌。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欢快的节奏，唱着唱着就哭了。
后来，我稍微大点，能坐稳了。
她干活时，就把我放在一堆沙子上。
我就给那些满身尘土、累得直不起腰的叔叔伯伯唱儿歌。
我听见他们低声说：“老李家这几个娃太苦了，咱家娃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姐只是默默转过身擦眼泪，抡起铁锹，玩命地和水泥。
2 那杯偷喝的麦乳精和那袋救命的血
我三岁半那年冬天，冷得要命。
我得了肺炎，浑身烧得烫手。
村医说得赶紧去县医院住院，不然娃就没了。
住院要钱，要很多钱。
可家里连买小米的钱都没有，两个姐姐还在上学，能借的亲戚早借遍了，看到我们都躲着走。
我烧得迷迷糊糊，只知道哭。
三个姐姐围着我，急得直掉眼泪。
我大姐把我往二姐怀里一塞：“抱好小弟，看好家。我出去一趟。”
没人知道她要去哪，能有什么办法。
几个小时后，她回来了。
一头一脸的汗，嘴唇白得吓人，走路腿都在打晃。
她手里攥着一把毛票，最大面额是五块的，叠得整整齐齐。
她没看我们，喘着气说：“走，去医院，钱够了。”
办了住院手续，给我打上吊针，我的烧慢慢退了。
二姐才敢小声问她：“姐，钱……哪来的？”
我姐靠在墙上，眼皮都抬不起来，喘气说：“借的，别问。”
结果，那天深夜，她就一头栽倒在我的病床边上，没了声响。
医生护士手忙脚乱把她抬去抢救，翻她眼皮，量血压，反复问我们原来有什么病。
我姐醒过来一点，抓着医生的白大褂袖子：“没病……真没病……我……我刚去卖了点血……”
卖血。
那一年，她十七岁。
那是她那个年纪，能想到的，最快、也是唯一能救我命的办法。
用她自己的血，换她弟弟的命。
我二姐她后来跟我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太无能，帮不上姐姐。
其实，二姐罪过何止这一件。
有一次大姐出门干活，临行前，舀出一勺麦乳精，放在碗里，叮嘱十岁的二姐：“等会儿用热水给小弟冲了，小心别烫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