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周，我活在一种持续的、高度敏感的惊惧之中。城市的每一次鸣笛都像是丧钟的预演，电梯轻微的晃动都让我肌肉绷紧，陌生人多看一眼我就怀疑是死神的使者。我推掉了所有预约，对外宣称“闭关精进算法”。我疯狂地试图破解那个预言，给模型注入新的数据源，调整权重，甚至尝试引入随机的噪声变量来干扰结果——每一次，屏幕都冷酷地回归到那个倒计时和99.997%。
我瘦了，眼窝深陷，对着镜子能看见里面那个男人逐渐被恐惧蛀空。
必须离开这里。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再也无法压抑。如果算法预言的是在这个高度现代化、一切皆可数据化的都市环境里的我的命运，那么换一个环境呢？一个数据稀疏地带，一个算法的眼睛或许会变得模糊的地方？
逃离。不是对抗，是逃离。
目的地几乎不需要选择。只有一个地方称得上“故乡”——北方那个藏在山褶皱里、地图上需要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小山村，李家坳。
我订了最早一班机票，转火车，再转颠簸的长途汽车，最后雇了一辆黑面包车，在盘旋的土石路上晃荡了近两个小时。现代交通工具一层层剥离，窗外的景观也从玻璃钢铁森林，退化成单调的农田，再退化成贫瘠的、裸露着黄土的山峦。空气里的尘埃味越来越重，带着牲畜粪便和烧柴火的气息。
司机把我扔在村口一棵老槐树下，嘟囔着这破地方路太难走，加了钱才调头离开。
我拖着昂贵的行李箱，站在坑洼的土路上。李家坳和我记忆中的样子似乎没有太大区别，时间在这里流逝得极其缓慢，甚至像是在倒流。低矮的土坯房或砖房散落在山脚，瓦片上长着枯草。几声零星的狗叫，几只羽毛肮脏的土鸡在路边刨食。远处山坡上是一片片高低错落的坟头，像沉默的观众，注视着山坳里微不足道的生息。
几个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穿着臃肿的旧棉袄，目光浑浊地投向我这个突兀的闯入者。他们脸上深刻的皱纹像是用刻刀雕琢出的年轮，记录着与我的算法完全无关的另一种时间。我感到一种格格不入的刺痛。我的羊绒大衣、我的智能行李箱、我身上残留的城市气息，在这里都显得滑稽而脆弱。
老家旧屋还在村东头，一座同样低矮的砖土混合结构的院子，木门歪斜，锁早就坏了。推开门，一股陈年的尘土和霉味扑面而来。屋里光线昏暗，家具寥寥，都盖着厚厚一层灰。这里早就没人住了，父母多年前跟着我搬到了省城，后来相继过世。
我放下行李，感到一阵虚脱。逃到这里，真的能躲开那个冰冷的数字预言吗？逻辑上，这毫无依据，甚至堪称愚蠢。但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算法可能无法全面覆盖的“盲区”。
第二天，我去看望了曾祖母。她快一百岁了，住在叔叔家隔壁一间单独的小屋里。她比这村子更像一个活着的化石，皮肤皱得如同揉捏过无数次的牛皮纸，眼睛几乎完全浑浊，大部分时间只是歪在炕上，对着墙壁嘟囔一些谁也听不清的音节。
我坐在炕沿，看着她。她似乎认出了我，又似乎没有。枯瘦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在空中徒劳地抓了几下，然后指向墙角一个落满灰尘的老式樟木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