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尝试回溯：那晚我有没有离开过床？有没有半夜走过走廊？我记忆里的我最后一次画面是顾音躺下，那套画面在我脑中重复了千遍，像旧电影带。
在某个镜头里，我看见一个模糊的自己，走过走廊，然后走回床边，手里空空如也。那是梦吗？还是回忆？
调查的主导人是李赫，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戴着金属边眼镜，有着侦探小说里那种干净的逻辑。他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像是在从我体内抽取胶片，试图把胶片拼成一部能放映的电影。
“你最近有没有和顾音争吵？有没有人知道你们的矛盾？”他问。
“没有，我们没什么矛盾。”我回答。话像薄冰，刚欲张开便破。
“你服用了什么药物？酒精？”他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一行字，字迹冷静。
“安眠药，普通的。”我说，“我在睡前吃了两片，就像平常一样。”
“有可能出现睡行症状。”他头也不抬地说，“有人会在半夜起床，像没醒一样行动。那种情况有时会造成意外。不过这还只是理论，我们需要更多证据。”
他说得对，理论可以被砌成结构，但结构之下还得有砖石。我开始去回看那段零碎记忆，像试图在破碎玻璃中接出一个完整的反光。
日子像被砂子研磨得越发干涩。身边的人对我或怜或疑，而我逐渐感觉到一种奇怪的自我分裂。
有时在镜子前，我会发现自己的眼神里像藏了两个我：一个是恐慌的证人，一个是可能的行为者。
我在夜里想象自己走进房间，看到顾音倒下，杯中是深色液体，我用被单给她捂住鼻口，听着那种平稳被夺去的声音。
这样的想象令我恶心，但更可怕的是——我无法确定那只是想象。
侦探与我之间的关系渐渐变得复杂。李赫是职业侦探，他的眼光很敏锐，会在对话的剪影里抓到泄露的端倪。
一次他把我约到警局外的小餐馆，桌上是一碗热汤，汤面冒着淡淡的蒸汽。“苏小姐，”他放下勺子，“你要知道，这样的案件里，最危险的人往往不是外来者，而是熟悉的人。熟悉会让人松懈，也会在关键时刻让你被利用。”
他的声音像敲门，敲进我的深层记忆。我问他：“你怀疑我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睛像没有把舌头的猫，温而冷，“我不能在没有证据前下结论。我的工作是收集证据，检验所有可能。但从专业角度讲，你的情况需要更多检查。有没有做睡眠监测？有没有做血液酒精和药物残留检测？”
我做了检测，结果显示血液里确实含有安眠药的代谢产物，但含量不足以致死，也不足以解释为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尸检报告显示顾音体内并无致命毒物，死亡的推断是——窒息或心脏骤停。但封闭房间，未见外伤，尸体表面没有斗争的痕迹。窗台的灰尘也完整，门把上没有异常指纹。每一项数据都像把谜团重新打磨成更难穿透的钻石。
媒体的嗅觉像蜂群。我们的名字在小范围被议论。
有人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出精心策划的表演，为了吸引关注，或是为了隐藏更大的某件事。这些声音像噪音，混在刺耳的日常里。但不管外面如何喧嚣，最致命的还是我对自己记忆的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