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画了一张饼。一张又大又圆，但吃不到嘴里的饼。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有同情，有幸灾乐祸，也有敬而远之。
我成了赵凯的“枪”。所有人都知道。
项目推进得异常艰难。赵凯不懂业务，只会提一些异想天开的要求。今天要求APP的图标能根据用户心情变色，明天要求系统能识别用户说的梦话。
每一次，我都需要拿出数据和逻辑，告诉他为什么不行。
然后，他就会把报告摔在我脸上，骂我死脑筋，没有创新精神。
最累的时候，我会在天台上待一会儿。那里风大，能吹走一些心里的烦躁。
有一次，我上去的时候，看到李姐也在。她坐在一个废弃的通风管道上，看着远处的夕阳。
她身边的地上，放着一个保温饭盒。
她看到我，朝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坐下。
她把饭盒打开，里面是两菜一汤。一份炒青菜，一份红烧肉，还有一碗萝卜排骨汤。
“我女儿做的，做多了。”她把筷子递给我。
我没有客气。我太饿了。饭菜的味道，就是最普通的家常菜的味道。但吃下去，胃里很暖。
“看你最近，很累。”她说。
我扒着饭，点头。
“被人当枪使，不好受吧。”
我停下筷子，看着她。“李姐，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她笑了，脸上的皱纹像一朵菊花。“在这栋楼里待久了，听到的事情就多。你们开会的声音，有时候走廊里都能听见。”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我问。
“一杆枪，如果不想被人用，”她看着远方的落日，那光把她的侧脸染成了金色，“要么，就选择生锈。要么，就选择拥有自己的扳机。”
夕阳沉下去了。最后一丝光，消失在地平线。
我把饭盒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4
我开始生锈。
赵凯布置的任务，我不再反驳。他说要图标能变色，我就组织一个技术研讨会，一本正经地讨论实现的可能性，然后拿出一份几十页的、充满专业术语的“不可行性报告”。
他说要识别梦话，我就去联系市面上所有的语音识别公司，拿到他们的报价和技术参数，然后告诉他，这个功能的研发费用，比整个项目的预算还高。
我用最专业、最敬业的方式，去拖延，去消耗。
赵凯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劲。项目进度缓慢，预算流水一样地花出去，但成果，几乎为零。
他开始在会议上点名骂我。用词越来越难听。我只是低着头，在本子上记着，像在听别人的故事。
办公室里，我被彻底孤立了。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连午饭，我都是一个人吃。
我的世界，只剩下两点一线。公司，出租屋。还有天台上，李姐偶尔会带来的饭菜。
“你这是在自毁。”有一次，她看着我日渐消瘦的脸，说。
“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说。
“有。”她说，“只是你还没找到扳机。”
那天晚上，我整理备份文件的时候，无意间点开了一个公司的旧新闻链接。那是十年前，公司创始人，周淮安先生，因车祸去世的新闻。
新闻的配图上，周淮安先生的遗孀，一身黑衣，站在人群中。照片很模糊，只能看到一个悲伤的侧影。她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个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