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隔着车窗，平静地看着她被拖进那扇冰冷的铁门。在她歇斯底里的哭喊和求救声中，我甚至对她，露出了一个安抚性的、温柔的微笑。
铁门，在我眼前，缓缓关上。
隔绝了所有的声音。
我让司机在原地等了十分钟，然后才淡淡地开口：“回去吧。”
回去的路上，我给凌越发了条信息：
【小晚已经平安住进疗养中心了，这里的环境很好，医生也很专业。你放心，她会好起来的。】
然后，我关掉了手机。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凌越和苏晚之间，只剩下我这一个信息渠道。
我成了那个，可以随意定义苏晚“病情”和“治疗进度”的人。
我想让她“好”，她就能“好”。
我想让她“疯”，她就必须“疯”。
这种感觉，远比在商业谈判中，签下一个几十亿的合同，更让我感到愉悦。
这是一种，彻底掌控他人命运的，上帝般的权力。
7
苏晚被送走后的第一个星期，风平浪静。
我对外的说辞是，苏晚因为精神压力过大，被家人接去了国外静养。这是一个体面的、所有人都乐于接受的理由。
京圈里那些等着看笑话的名媛们，都感到有些失望。她们期待的“正宫斗小三”的狗血大戏，还没开场，就因为其中一个主角的“体面退场”，而草草结束了。
她们开始用一种敬畏的眼神看我。她们或许猜不到我到底做了什么，但她们都明白，我这个凌太太，不好惹。
凌越在这一个星期里，出奇地沉默。
他没有质问我，也没有试图联系苏晚。他像一个被抽掉了发条的机器人，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开会、应酬。他甚至，开始主动地，向我汇报他每天的行程。
这是一种无声的、消极的抵抗。
他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不满，也在试探我的底线。
我没有理会。
我知道，暴风雨前的宁静，只是在积蓄能量。他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彻底爆发前，总会先蛰伏，观察。
我需要做的，就是加固我的笼子。
我亲自去了一趟戒网瘾中心。
杨教授，那个传说中的“电击狂人”，比我想象的要斯文。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像个大学教授。
“凌太太，请放心，”他在一间压抑的、墙壁上贴着“感恩”“顺从”等标语的会客室里，对我说道，“苏小姐的‘网瘾’，是我们这里处理过的，最典型、也最简单的病例。”
“我需要知道具体的治疗方案。”我开门见山。
“第一阶段，是‘行为矫正’，”他扶了扶眼镜，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通过一些……物理手段，让她对网络和电子产品，产生生理性的厌恶。这个过程很快，通常一个星期，就能见效。”
我知道他口中的“物理手段”是什么。
“第二阶段，是‘认知重建’。我们会让她参加大量的体力劳动和集体活动，让她明白，现实世界的规则和秩序。”
“第三阶段，是‘感恩教育’。让她深刻地认识到，送她来这里的亲人，才是真正爱她的人。让她学会，感恩和顺从。”
我听着他冷酷而条理清晰的陈述，点了点头：“我只有一个要求。她的治疗进度，由我来决定。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见她，包括她的家人和……凌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