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甲胺磷，正准备往嘴里面倒，结束这痛苦的生活，然而我刚闻到味道就晕了。
鼻腔里还残留着农药刺鼻的辛辣味，眼前却不是我那间摆满办公文具的单身公寓——没有亮着的笔记本电脑，没有堆在角落的键盘鼠标，只有糊着旧报纸的土墙，屋顶悬着一盏昏黄的15瓦灯泡，线绳上还挂着半块晃悠的蛛网。身下是硬邦邦的土炕，铺着洗得发白、打了三层补丁的粗布褥子，硌得我后背生疼。
“醒了？醒了就赶紧起来做饭！老子饿了！”
粗哑的吼声像砂纸磨过耳朵，门“吱呀”一声被踹开，一个穿着灰扑扑中山装的男人闯进来。他约莫三十岁，满脸胡茬，眼睛里布满红血丝，右手还攥着个空酒瓶，酒气混着汗臭味扑面而来。看到我睁着眼，他眉头一拧，上来就要拽我的胳膊：“装什么死？喝农药都没本事喝利索，活着浪费粮食！”
手腕被他攥得生疼，我条件反射地往后缩，脑子里突然炸开一团乱麻——无数不属于我的记忆涌进来：1985年的北方农村，李家村的李双双，嫁给邻村的王建军三年，男人嗜赌如命，输了钱就回家打老婆，家里的粮票、布票全被他拿去抵债，昨天因为输光了给孩子买奶粉的钱，又把她打得嘴角流血，走投无路的原主才摸出墙角的甲胺磷……
而我，是2023年的李双双，一个在办公室当文员，在城市立足的单身女性，昨天给客户上门送样品时，回来电脑坏了，自己去修，不小心碰了裸露的电线，再睁眼，就成了这个要寻短见的80年代农妇。
“你松开！”我沉下声音，用尽全力甩开他的手。这一甩让王建军愣了愣，大概是以前的李双双从来只会哭着求饶，从没敢这样反抗过。他反应过来后更怒了，抬手就要打：“反了你了！还敢跟老子动手？”
我盯着他扬起来的手，心脏狂跳，却死死盯着他的眼睛：“你打！今天你敢动我一下，我就立刻去公社告你！告你赌博、家暴，让你蹲大狱！”
“公社”两个字像是戳中了他的软肋，他的手僵在半空。1985年虽已改革开放，但农村里公社的权力还不小，赌博是明令禁止的事，真闹到公社去，他不仅要被罚款，说不定还得被拉去劳改。他咽了口唾沫，色厉内荏地骂：“你敢！你要是敢去告，我就说你不孝顺公婆，不守妇道！”
“我守不守妇道，全村人都看着呢！”我撑起身子坐起来，后背还在隐隐作痛，“你昨天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把孩子的奶粉钱输光，现在还敢要我做饭？王建军，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离婚？”王建军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一个女人，离了婚带着孩子怎么活？再说了，哪有女人提离婚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他说的是实话，80年代的农村，离婚对女人来说几乎是“污点”，离了婚的女人不仅会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带着孩子更是难上加难。可我不是原来的李双双，我知道十年、二十年之后，女人靠自己能活得多体面。我看着炕边摇篮里熟睡的女儿，小脸皱巴巴的，额头上还有块淡淡的淤青——那是王建军昨天输了钱，失手碰到摇篮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