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他社交场上最拿得出手的“作品”。他带我去参加慈善晚宴，我能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裙摆不动地在人群中走动，递香槟时手腕弯出的角度分毫不差；他带客人来家里，我能陪着他们从伦勃朗的光影聊到存在主义的荒诞，言辞得体，既不抢话，也不冷场——哪怕那些话题我根本不感兴趣，哪怕我连萨特是谁都记不太清，可我能把沈先生教我的话，一字不差地说出来。
他累的时候，我能悄无声息地端上一杯温度刚好的祁门红茶——水温必须是85度，不能高，高了会破坏茶的香气；不能低，低了泡不出味道；茶渍在骨瓷杯底晕开的圈，要规规矩矩，像用尺画出来的；他出门前，我能提前帮他准备好西装、领带，连袖扣的款式都能选到他心坎里。
沈先生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满意。他会抚着我的头发，笑着说：“你看，现在多好，比刚来时懂事多了，这才是我想要的样子。”他会带着我参加各种聚会，向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小姑娘，很乖，很能干。”那种眼神，像园丁看着自己精心培育的玫瑰终于绽放，满意里带着“功夫没白费”的自得。
我却在这样的目光里，越来越慌。我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木偶，每天按照“沈先生的要求”运转——微笑、说话、走路、陪客人聊天，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精准得没有偏差。可我总觉得，那个十六岁在画廊里打盹、会直言不讳说“画不好看”的女孩，正在一点点消失。我开始等待，等待他某天能透过这层“完美”的外壳，看见里面真正的我；等待他能说一句“不管你是什么样子，我都喜欢”；等待他确认我的“完美”后，能把我当成“人”，而不是“作品”。
然后，茉莉出现了。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打破了玻璃房里所有的规则与平衡，也打破了我早已习惯的、一成不变的“完美”生活。
那是在一场夏日音乐会的后台。七月的天气，闷热得像一口密不透风的蒸笼，连空气都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吸进肺里都带着股潮腻的热气。后台的空间本就不大，挤着穿礼服的乐手、扛摄像机的工作人员，还有忙着给乐手补妆的化妆师，各种气味混在一起——化妆品的甜香、乐手身上的汗味、乐器松香的淡苦，还有从通风口漏进来的、外面小吃摊飘来的油烟味，乱哄哄地缠在一块儿，让人胸口发闷。
每个人手里都攥着瓶冰饮，瓶身凝着的水珠顺着指缝往下滴，在地板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我跟在沈先生身后，穿着他特意让裁缝做的真丝小礼裙，裙摆刚及膝盖，料子薄得像蝉翼，却还是闷出了一层细汗。沈先生今天来是为了给一位演奏小提琴的朋友捧场，他站在角落和人说话，我就安安静静地待在他身边，双手交叠放在小腹前，保持着他教的“得体站姿”，连呼吸都放得轻，生怕自己的“不完美”给她丢了脸。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那头传来，伴随着“等等我！谱架忘拿了！”的清脆喊声。我还没来得及回头，就见一个身影慌慌张张地冲了过来——她跑得太急，帆布鞋的鞋带松松垮垮地拖在地上，差点绊自己一个趔趄。她光顾着看前面的路，没注意到站在角落的沈先生，“砰”的一声，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他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