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只猫的腿被折断。
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里周洋均匀的呼吸声。周凯已经睡熟，发出轻微的鼾声。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黑暗中，那双平静的、不起一丝波澜的眼睛，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意识到，我可能一直在对着一堵墙说话。一堵伪装成我儿子的，坚硬的，冰冷的墙。
2
墙在一天天加厚。
周洋开始频繁地从学校带回“纪念品”。一支不属于他的昂贵钢笔，一个他从未买过的最新款游戏机，甚至是一件明显偏小的名牌外套。我问他东西是哪来的，他只说是同学“送”的。
我给他的班主任打电话。老师在电话那头叹气，语气疲惫。她说，周洋在学校不说话，但所有人都怕他。他会面无表情地走到一个同学面前，拿起对方的东西，然后就走。没人敢反抗。因为反抗过的人，下场都很惨。
上周，有个男生试图抢回自己的游戏机，周洋把他推倒在地，用膝盖顶住对方的胸口，直到那个男生呼吸困难，脸色发紫。老师赶到的时候，周洋还维持着那个姿势，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得意，只是平静地看着身下挣扎的同学，像在观察一只昆虫。
“林老师，”班主任叫我，“我建议……您还是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吧。他……有点不一样。”
我带他去了。心理医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女人，她试图用沙盘游戏引导周洋。周洋把代表“家人”的玩偶一个个埋进沙子里，最后，只留下一个代表他自己的玩偶，孤零零地站在沙盘中央。
医生尝试与他对话。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都埋起来呢？”
“他们很吵。”周洋回答。
“那你一个人，会孤单吗？”
“不会。”他说，“很安静。”
医生最终给出的诊断是“反社会人格障碍倾向”。她建议进行长期的行为干预治疗。我拿着那张诊断书，感觉像拿着一张来自异世界的判决。
我把诊断书拿给周凯看。他把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眉头紧锁，最后，他把纸丢在茶几上。
“什么反社会，我看就是这些医生小题大做，想骗钱。”他烦躁地挥挥手，“不就是性格内向一点，不爱说话吗？你别整天自己吓自己。”
婆婆从厨房出来，拿起诊断书看了一眼，撇撇嘴。“我就说你，放着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当，非要回家带孩子，现在把孩子都带出毛病了。我看就是你管得太严，把他管傻了。”
我试图争辩：“医生说他缺乏共情能力，这是天生的……”
“什么天生不天生的，我看你就是天生爱找事！”婆婆的声音尖锐起来，“我们老周家几代人，个个都是好样的，怎么到你这就生出个‘反社会’了？我看是你自己心理有问题，看谁都有问题！”
周凯在一旁抽烟，烟雾缭
绕，他的脸在烟雾后面模糊不清。他没有帮我说一句话。
那一天，我明白了我的处境。在这个家里，我才是那个“外人”。周洋不是我的儿子，他是周家的“孙子”，是周家的“血脉”。他的任何问题，都会被归咎于我这个母亲的“失职”。他们不是在保护一个孩子，他们是在维护周家的“面子”。
我放弃了和他们沟通。我开始默默地、绝望地进行我的“行为干预”。我没收他“拿”回来的所有东西，然后带着他一家家去道歉。我站在别人家门口，对着愤怒的、鄙夷的家长们，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而周洋，就站在我身后，脸上挂着那种我熟悉的、事不关己的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