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干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她对着警察嚷嚷。
周凯则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语气里全是责备：“你怎么看的孩子？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躺着吗？现在闹到派出所，以后孩子档案里留下污点怎么办！”
我看着他，感觉眼前的这个人无比陌生。我说：“周凯，他把一个女孩推下楼梯，那个女孩可能会残废。你关心的，只是他的档案？”
“那能怎么办？事情已经发生了！”他拔高了音量，引来周围人的侧目，“再说了，小孩子打打闹闹，失手了而已！你非要说得这么严重吗？为了一个外人，你要毁了你自己的儿子？”
为了一个外人，你要毁了你自己的儿子？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插进了我的心脏。在他们眼里，那个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的女孩，只是一个“外人”。而周洋，这个施暴者，却是需要被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自己人”。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一个人去了医院。李婷的右腿粉碎性骨折，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医生说，就算手术成功，以后走路也可能会受影响。
我隔着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她头上缠着纱布，腿上打着石膏，各种管子插在她身上。李婷的父母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母亲在无声地流泪，父亲一拳一拳地捶着墙。
我走过去，跪在了他们面前。
我没有请求原谅。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从医院出来，已经是深夜。城市的霓虹在我眼中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光斑。我走进一个电话亭，拨通了一个多年前偶然存下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那边传来一个沙哑的、带着浓重烟味的男声。
“喂？”
“你好。”我的声音平静得不像自己，“我找‘老蛇’。我有一个‘包裹’，需要寄往一个……没有规则的地方。”
4
“老蛇”约我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茶餐厅见面。
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了，坐在最角落的卡座里。他看起来五十多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头发稀疏，眼袋很重。他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柠檬茶，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积了半缸烟头。
他不像我想象中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更像一个落魄的、被生活压垮了的中年男人。
我在他对面坐下。
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浑浊，却像能看穿一切。“想好了？”他问，声音比电话里更沙哑。
我点头。
“寄件地址，缅北，帕敢矿区。”他说，“收件人，没有。寄出之后，是死是活，各安天命。这个‘包裹’，一旦上路，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确定？”
“确定。”我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他面前。里面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还有我父母留给我的一套老房子的房产证。
他没有碰那个信封，只是又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子里喷出来，模糊了他的脸。
“我做这行很多年，送过赌徒，送过逃犯，送过走投无路的生意人。”他慢慢地说，“送亲生儿子，你是第一个。”
我的手在桌子下面攥成了拳头。
“他不是我儿子。”我说，“他是一个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