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前礼仪官高声唱喝：“百官入朝——”
殿内，烛火通明，御座之上，高太皇垂帘听政，哲宗赵煦端坐龙椅，面色沉静，唯有指尖在扶手上轻轻敲击的节奏，微微透露出心里几分不安。
户部尚书李常出列，手持奏疏，朗声道：
“元祐三年，天下两税（农业税）收入计钱两千一百万贯，榷酒官盐茶等约合一千五百万贯，较元丰年间，还利民间百姓两成；商税（过税、住税）九百八十万贯，其余诸等如矿税等非农税入五百二十三万贯，较前岁增一成，整计约合五千一百万贯（含实物，例如草料、绢帛）。”
高太皇微微颔首：“盐茶之利，不可轻废。”
李常继续道：“然‘支移’‘折变’之弊甚重，百姓苦不堪言。河北一路，有民户因支移三百里，竟至破产流亡。”
有人嘴唇微动，似欲发言，但见群臣目光皆向帘后，终究沉默。
高太皇微微颔首，帘后传来她低沉的声音：“河北赈灾如何？”
李常躬身：“已拨常平仓谷五十万斛，减价粜之，然流民仍众，恐需再调京东西路储粮。”
“百姓为重，卿家需及时调拨钱粮。”
枢密使韩忠彦上前：“元祐三年，西夏屡犯边境，虽未大动干戈，然今年年初米脂、葭芦、疆、浮图四寨已弃，边防空虚。今岁西夏又索岁赐，若不允，恐再启战端。”
“今岁开春以来，雪寒物价腾踊，小民艰食。又闻西夏将要遣使索要岁币，言辞倨傲。臣恐边防有变，乞早定方略。”
高太皇淡淡道：“边事且缓，当务之急仍是内政。传旨：罢诸路‘尝酒钱’，禁州县强卖民户。”
“边衅不可轻开，岁赐之事，容后再议。”
刑部侍郎贾易奏报：“元祐三年，京东西路、淮南路盗贼蜂起，劫掠商旅，尤以梁山泊水寇为甚。已命各州府严加剿捕，然因厢军废弛，收效甚微。”
高太皇叹道：“民生多艰，不可一味弹压，当以招抚为先。”
吏部尚书傅尧俞出列：
“元祐三年，共黜降官员四十六人，擢升官员百二十人。然员多阙少，元祐元年已预支元祐四年官阙，今更无缺可补，一官之阙，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尽。”他顿了顿，又道，“今岁已动元祐四年阙额，若再不加裁汰，恐难维系。”
高太皇淡然道：“朝廷用人，宁缺毋滥。”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首相）吕大防恭声道：“臣请复行磨勘旧制，严考绩以汰冗滥。”
有人心中冷笑，吕大防嘴上说裁官，可他的门生故旧遍布三省，何曾真动过？这可是个得罪人的活，莫不是失心疯了？
果然，中书侍郎刘挚立刻反驳：“磨勘之法，易生苛察，不若宽以待士，徐徐图之。”
赵煦终于忍不住，轻咳一声，道：“朕闻曾言官冗之患，亦云极矣是否...”
殿内一静，众臣面面相觑，无人应答。
高太皇语重心长说教：“官家年幼，此中事关紧要，容后再议。”
赵煦面色一僵，随即恢复如常，唯有指甲深深掐入掌心。
枢密院事赵瞻出列，面色凝重：“去岁浙西水患，冲毁圩田千顷，流民数万；荆湖路则因‘支移’赋税过重，民户鬻儿卖女，犹不能完纳。更有甚者，福建路私盐贩聚众抗官，杀巡检使……”
高太皇叹息：“可曾抚恤？”
赵瞻苦笑：“已命转运使减‘折变’之数，然州县吏胥上下其手，仍以低价强征绢帛，民怨沸腾。”
高太皇已是微有怒意：“此事应当令当地知府严办，严守朝廷法度，再命有司派官员下去巡查。”
工部侍郎奏报：“元祐三年七月，黄河漫水于澶州，淹没良田万顷；两淮大旱，饥民流徙。乞拨钱粮赈济。”
高太皇叹道：“国库艰难，着当地转运使自筹钱粮，再命沿路调拨赈灾粮，政事堂再命人下去协助转运使。”
尚书左丞郑雍：“微臣还需禀报，据各地奏报，去年冬末今春初，部分地区有蝗虫隐患。若不及时治理，恐会影响今年的粮食收成。”
高太皇神色一紧，问道：“可有应对之策？”
官员回道：“有司已命各地官员组织百姓，采取焚烧稻草、挖掘蝗虫卵等措施进行灭蝗。同时，已调配一些器械，以备不时之需。”
“还有匪盗情况，部分山区仍有匪盗聚集，打劫过往商旅，危害百姓安全。”
韩忠彦见情况不妙，及时答道：“枢密院已同政事堂商量，应调派官兵前往围剿，并加强地方治安管理，设立关卡，加强巡逻。”
随后，一众大臣开始汇报元祐三年与元祐四年初的各项工作。
先是财政方面，详细阐述了朝廷的开支与收入，包括田赋、商税、盐铁专卖等各项收入的具体数额，以及在军费、官员俸禄、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支出情况。
接着，又汇报了去年应对天灾人祸、处理匪盗问题等大事的经过和结果，还有官员的任免与升迁情况。
待这些汇报完毕后，气氛逐渐紧张起来。因为，众人知道，朝堂上即将围绕着一个关键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役法。
众人目光不约而同转向那个人。
此时，苏轼不负众望站了出来，他身材颀长，面容清瘦，一身素雅的朝服更衬得他风度翩翩，苏辙和范存仁等人皆是无奈叹息，事已至此，无力劝说。
只见他神情严肃，目光坚定，向高太皇和赵煦深深一揖，呈上那本他准备许久的奏疏，随后朗声道：
“臣请议役法之事！差役、雇役二法，各有利弊，不可一概而论。臣在杭州亲见，差役之下，中户苦不堪言——昔年雇役，岁出钱不过三四千，今差役二年，费七十余千，八年之中，昔徐出三十余千，今并出七十余千，民何以堪？”
“官家，太皇太后，臣以为，差役法于国于民，皆有诸多弊端。”
苏轼顿了顿，环顾四周，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虑，“臣昔日在地方任职，亲眼目睹差役法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许多农户因差役而荒废田地，家庭陷入困境，甚至有百姓为了躲避差役，不惜自断手脚，此种惨状，令人痛心疾首。”
他稍稍停顿，接着说道：“以熙宁之前为例，差役法的执行使得地方上的许多青壮年被束缚，该是种地的好时节，却要百里迢迢去服差役，严重影响了百姓种地插秧苗。
而一些富户则凭借权势，逃避差役，将负担转嫁给贫苦百姓。再观熙宁元丰，虽有调整，却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苏轼的目光扫过众臣，继续陈述自己的想法：“臣以为，改革的差役法应充分考虑百姓的承受能力，减轻他们的负担。
例如，可以参照其他地区的一些成功经验，采用募役法的部分举措，让愿意服役的人以雇佣的形式承担差役，给予相应的报酬，这样既能保证差役的顺利进行，又能让百姓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田地之中。”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诸臣，继续道：
“熙宁年间，免役法虽有不善，然百姓纳钱免役，官府雇人代劳，民稍得喘息。今复差役，官吏百端蚕食，五路朴拙之民，被迫转雇惯习之人，尤为患苦！若朝廷欲行差役，亦当许用六色钱雇募，以纾中户之困！”
苏轼的话音刚落，以梁焘为首的一群官员便群起而攻之。
梁焘站在前列，面色冷峻，目光中透着不屑，率先开口道：“苏子瞻，你此言差矣！差役法乃祖宗成法，历经数代，岂容你这般随意诋毁？你不过是急于求成，却未考虑到宗祖之法对于朝廷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性。”
中书侍郎刘挚也冷笑出列：
“免役法乃王安石祸国殃民之政，司马公力主废除，天下称快。今汝复倡雇役，岂非欲复新法旧弊？”
苏轼眉头微皱，反驳道：“祖宗之法固然不可轻易废弃，但也不能因循守旧。如今差役法已弊端丛生，若不及时改变，如何能安抚百姓，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梁焘冷哼一声：“哼，你所说的皆是空口无凭。差役法自实行以来，保障了朝廷的各项事务得以顺利进行。你所谓的弊端，不过是小人之言，不足为信。”
“苏轼，你行事无状，常常违背礼仪规范。你口口声声说要改革差役法，为百姓谋福祉，可你自身若不遵从礼仪，又如何能让百姓信服？”一位洛学门下的官员说道。
苏轼怒极反笑：“哼，我苏轼行事，皆以安民抚民为本，何来违背礼仪之说？而你们，口口声声维护礼仪，却只知一味地反对变革，不顾百姓的疾苦，你们才是真正的不顾礼义廉耻！迂腐至极。”
右谏议大夫王觌：“苏承旨，你身为朝廷官员，不思如何维护祖宗之法，反而妄图破坏，其心可诛！”
洛派门人朱光庭随即厉声附和：
“苏承旨不习经术，妄议朝政！差役乃祖宗旧制，岂容轻改？且汝昔日附恶法，今又妄言无状，前后不一，何以服众？”
苏轼怒极反笑，驳道：“朱公此言谬矣！熙宁时苏某反对青苗、市易，然免役法确有可取。今差役法行，上户优游，中下户困顿，此乃实情！若因政见不同便诬臣反复，则天下谁敢言事？”
“差役法乃国之根基，你若有不同意见，当拿出确凿的证据，而非在此信口雌黄！”
苏轼岂会退缩，他目光炯炯地看着众人，大声道：“我并非信口雌黄，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便对差役法进行了改革尝试，虽然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完全推行，但其中的一些举措确实有其合理之处。
再看元祐初年，我们推行的一些调整措施，也未见得能彻底解决差役法的问题。如今，我提出参照募役法的经验，并非毫无根据，而是为了应对当下百姓的困苦，为了大宋的国祚！”
众人气势一泄，那本关于改革差役法的奏疏也在高太皇看完后被传递了下来，引起众人讨论。
御史中丞梁焘见状不对，立刻加一把火：
“苏承旨在扬州竹西寺题诗‘闻好语，亦欣然’，正值先帝大丧，举国哀恸，此非大不敬乎？今又妄议役法，其心叵测！”
苏轼凛然回应：“此诗乃闻百姓丰年之喜，何来不敬？若以此论罪，则天下文人皆可罗织！梁公弹劾，不究实情，专事攻讦，岂谏臣之道？”
帘后，高太皇太后的手指微微收紧。元祐初年，朝堂尚称“君子在朝，天下大治”，可如今，朝堂争斗愈演愈烈，地方灾荒不断，而群臣却只顾互相倾轧。
这四年来，她也是在垂帘听政中不断学习着。
她冷冷开口：“役法之事，已有定议，苏卿何必再争？”
苏轼伏地顿首：“臣非敢违逆圣意，唯愿朝廷察民疾苦！若差役法行，中户破产，流民四起，恐非社稷之福！”
高太皇最终拂袖而去，朝议不欢而散。而苏轼的命运，也在这次争论后急转直下——再被贬知杭州，从此远离中枢，还有一批与他关系相近之人，各自贬谪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