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丽那句“明天再说吧”，像一颗沉甸甸的石子，坠在我心里，在闷热粘稠的空气中，激不起一丝涟漪。
我回到自己家那间同样低矮、同样弥漫着潮湿霉味和廉价烟草气息的铁皮屋。母亲正弓着腰，在屋角唯一的水龙头下搓洗堆积如山的脏衣服，汗水浸透了她的旧汗衫，紧紧贴在嶙峋的脊背上。父亲则靠在吱呀作响的竹躺椅上，对着那台雪花点闪烁的旧电视发呆，脚边散落着几个空啤酒瓶。空气里除了湿热，还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疲惫的沉默。没有麻将声，但那种被生活重压碾磨出的死寂，并不比郝丽家轻松多少。
“回来了？”母亲头也没抬，声音嘶哑。
“嗯。”我应了一声，目光扫过墙角那个同样空空如也的米缸，心里一阵发紧。我们的“土壤”，不过是比郝丽家少了一层麻将的喧嚣，多了一份沉重的沉默罢了。饥饿和匮乏，是这片土地上共同生长的野草。
傍晚，太阳的余威稍减，但铁皮屋顶依旧蒸腾着热气。我惦记着郝丽和奶粉的事，又悄悄溜到她家窗户下。
婴儿的哭声断断续续，像快要烧尽的蜡烛，透着一种绝望的微弱。郝丽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里晃动，她正拿着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碗，小心翼翼地从水桶里舀出一点浑浊的水。她走到床边，笨拙地抱起妹妹，试图把碗沿凑到那因哭泣而干裂的小嘴边。妹妹的小脑袋本能地抗拒着，发出更委屈的呜咽。
“乖，喝点水，喝了就不饿了……”郝丽的声音干涩，带着一种她自己都不相信的哄骗。她的眼神空洞，疲惫像一层灰蒙蒙的纱，笼罩着她整个小小的身躯。
“郝丽，”我隔着窗户缝，用气声喊她，“你爸……回来了吗？”
她猛地回头，看到是我，紧绷的肩膀才垮下来一点。她轻轻摇头，下巴朝屋里那个破旧的、指针永远停在某个数字上的挂钟努了努嘴：“没。电话打了，说……说晚点回。” “晚点”两个字她说得很轻，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习以为常的绝望。在这个家里，“晚点”可能意味着深夜，可能意味着明天，也可能意味着永远不会出现。
“那妹妹……”我看着那个在郝丽怀里挣扎的小生命。
郝丽低下头，看着妹妹蜡黄的小脸，嘴唇抿得发白。“喂了点水……吐出来大半。”她顿了顿，声音更低，“我妈……输钱了。”
一句“输钱了”，解释了所有。郝大妈的怒火需要出口，奶粉钱自然成了最先被牺牲的“非必需品”。婴儿的哭声，在输钱的母亲耳中，只是另一重烦人的噪音。
突然，郝丽的眼睛亮了一下，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她飞快地放下妹妹妹妹立刻爆发出更响亮的哭声，蹑手蹑脚地跑到一个用破布盖着的角落。她掀开布，里面赫然是几个空奶粉罐！她拿起其中一个，眼睛死死盯着罐底和罐壁，用脏兮兮的手指拼命地刮，试图刮下那一点点残留的粉末。她的动作急切而专注，仿佛那是救命的灵药。指甲刮擦金属罐壁的声音，尖锐刺耳，却盖不过妹妹的哭嚎。
“郝丽！你死里面干什么呢？吵死了！让她闭嘴！”郝大妈的咆哮穿透隔板。
郝丽吓得一哆嗦，罐子差点脱手。她慌乱地应了一声：“没……没干什么！”然后更加用力地刮着罐壁。终于，她刮下了一小撮，混合着铁锈色的粉末，小心翼翼地倒进碗里仅有的一点清水中，用一根筷子胡乱搅了搅，形成一种浑浊不堪、稀薄得几乎没有颜色的液体。
她几乎是扑到床边，抱起妹妹，强行把那碗“奶”往妹妹嘴里灌。妹妹被呛得剧烈咳嗽，小脸憋得通红，更多的液体顺着嘴角流下，洇湿了郝丽那件破旧的T恤。郝丽不管不顾，只是机械地、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固执，继续灌着。她的眼神里，没有心疼，只有一种被逼到绝境的、孤注一掷的凶狠——那是生存的本能在绝望地燃烧。
看着这一幕，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那刮罐底的粉末，那浑浊的液体，比任何责骂都更清晰地告诉我：这就是落在贫瘠土壤里的种子，为了活命所能汲取的全部“养分”。郝丽的“努力”，就是刮下那点维系着最后一丝生命线的残渣，然后强迫另一个更弱小的生命咽下去。这努力本身，就带着令人心碎的卑微和残酷。
天完全黑透的时候，郝丽家的门终于被推开了。一个佝偻、疲惫的身影，像一片被风吹进来的枯叶，悄无声息地飘了进来。是郝丽的父亲，郝建国。
他比记忆里更瘦了，脸颊深陷，眼窝青黑，身上那件看不出颜色的工装沾满了油污和尘土，散发着一股汗酸和劣质机油混合的怪味。他像一具被抽干了力气的空壳，径直走到角落的水桶边，舀起一瓢冷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水流顺着他干裂的嘴角和脖颈淌下，洇湿了前襟。
“爸……”郝丽抱着依旧在抽噎的妹妹，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丝微弱的希冀。
郝建国抹了把脸，浑浊的眼睛扫过屋内。麻将桌已经散了，郝大妈正一脸晦气地数着手里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婴儿的哭声微弱而持续。他像是没听见郝丽的呼唤，也没看见妻子阴沉的脸色，径直走到那个破旧的小柜子前，摸索着。他在找什么？是藏起来的半瓶劣质白酒？还是……？
郝丽鼓起勇气，声音大了些：“爸！妹妹……妹妹没奶粉了！妈妈让你……带罐奶粉回来。”
郝建国翻找的动作顿住了。他缓缓转过身，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空洞地看向郝丽和她怀里的婴儿。那眼神里没有愧疚，没有疼爱，甚至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茫然，仿佛灵魂早已被生活的重锤碾碎，只留下一具麻木的躯壳。
“奶粉？”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咕哝，像是生锈的齿轮在转动。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同样干瘪、空空如也的裤兜，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露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自嘲的苦笑。“钱……今天……老板说……下个月一起结。”
“下个月？！”郝大妈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跳了起来，手里那几张可怜的零钱被她攥得变了形，“下个月？下个月你闺女就饿死了！你个没用的东西！一天天的就知道说下个月！下个月！老娘跟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连罐奶粉钱都拿不回来，你还有脸回来？你怎么不死在外面！”
劈头盖脸的辱骂像冰雹一样砸向郝建国。他没有反驳，甚至没有躲闪，只是更深地佝偻下腰，仿佛那些恶毒的语言是有形的重量，正把他压向地面。他默默地承受着，像一个早已习惯的沙袋。偶尔，他的目光会掠过郝丽怀里的婴儿，那眼神里会闪过一丝极其微弱的、几乎难以捕捉的痛苦，但也仅仅是一闪而过，迅速被更深的麻木所淹没。他不是不想，他是真的“没用”。沉重的体力劳动透支了他的身体，微薄且时常被拖欠的薪水磨灭了他的希望，生活的重压早已抽干了他作为父亲、作为丈夫的最后一丝精气神。他只是一个被榨干了汁水的残渣，一个在底层苦苦挣扎却永远无法翻身的影子。
“滚！看见你就烦！”郝大妈骂累了，把手里那几张零钱狠狠摔在桌上，“这点钱够干什么？喂猫都不够！明天……明天再弄不到钱和奶粉，你就等着给小的收尸吧！”她气呼呼地踢开凳子，走到里间，重重关上了那扇同样摇摇欲坠的破门。
屋里只剩下郝丽、抽噎的婴儿，和那个像木头一样杵在阴影里的父亲。空气凝滞了，只剩下婴儿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哭声，像一根细线，勒在每个人的脖子上。
郝建国在原地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变成了一座雕像。终于，他极其缓慢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郝丽面前。他看着小女儿哭得通红的小脸，嘴唇蠕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他只是伸出那只布满老茧和裂纹、指甲缝里全是黑泥的大手，极其笨拙地、轻轻地碰了碰婴儿滚烫的额头。那动作生涩得令人心酸，带着一种迟滞的、不知如何表达的、被生活彻底钝化了的关切。
然后，他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颓然地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双手抱着头，深深地埋了下去。肩膀微微耸动，没有声音，只有一片死寂的、巨大的、无声的绝望。那绝望像一个黑洞，吞噬了屋里最后一点微弱的光线。
郝丽抱着妹妹，看着父亲蜷缩在阴影里的背影，那双早熟的眼睛里，最后一点属于孩子的希冀也彻底熄灭了，只剩下一种冰冷的、沉重的、与年龄完全不符的认命。奶粉罐底已经刮无可刮。父亲带回来的，只有更深的无望。
我悄悄地离开了窗边。夜风吹过滚烫的铁皮屋顶，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天空阴沉沉的，没有星星。远处城中村杂乱无章的灯火，像鬼火一样闪烁不定。郝丽家那扇破窗户透出的昏黄灯光，在无边的黑暗里，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弱，仿佛随时都会被沉重的夜幕彻底压垮。
明天？明天会带来什么？是父亲终于带回一罐救命的奶粉？还是像母亲诅咒的那样……？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是尘埃里的种子。有的，连发芽的机会，都如此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