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实在，相亲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有啥说啥。”
张建国喝了口茶，茶叶梗浮在杯口，他小心地吹开，“我先说说我的条件。在幸福小区买了套六十二平的两居室，贷款还有十五年。车子没买，平时骑电动车，环保。”
他顿了顿，目光在她脸上扫过：“我对你的情况挺满意的。老师这工作好，稳定，说出去体面。你长得也周正，我们村像我这样在城里站稳脚跟的，娶的媳妇都得拿得出手。”
杨慕初的手指在桌下轻轻收拢。茶馆里飘着烟味和茶味，一切都真实得有些刺眼。
“不过有些事得提前说清楚。”张建国放下茶杯，表情严肃起来，“第一，婚后你得把家里顾好。我工作忙，经常加班，家里做饭、洗衣、打扫，这些都得你来。咱们都是普通家庭，得省着过。”
他说得理所当然，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第二，一定要生孩子，最好生儿子。”他声音压低了些，“我是我们老张家唯一的儿子，传宗接代是我的责任。我父母供我读书不容易，当年全村凑钱送我上大学，我不能让他们断了香火。”
杨慕初感觉喉咙发紧。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张建国身体前倾，语气变得沉重，“我父母年纪大了，在村里没人照顾。结婚后，我想把他们接过来住。”
他看着她，像是在观察她的反应：“我那套房子是小了点，但挤挤能住。你得多担待，老人生活习惯可能跟咱们不一样，但你是儿媳妇，得孝顺。”
杨慕初：“……”
“主卧给我父母住，他们辛苦一辈子，该享福了。”张建国说得很自然，“咱俩住次卧。客厅小，将就下。你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做做饭，陪老人说说话。周末带他们去公园转转。”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前妻就是这点不行。嫌我父母土，嫌房子小，整天闹。最后还查出来她身体有问题，生不了孩子。实在没办法，只能离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公事。
但杨慕初听出了别的——那个“身体有问题”、“生不了孩子”的女人，在他口中成了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因为无法完成“传宗接代”和“孝顺公婆”的任务而被替换。
“杨老师，我知道你家里条件也一般。”张建国话锋一转，语气里带着一种“咱们是同路人”的亲近，“所以我不嫌弃你。咱们都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实在，能过日子。”
他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但我得说清楚，我父母这辈子不容易。为了供我读书，我爸去矿上打工摔伤了腰，现在阴雨天就疼。我妈种地、养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现在我有出息了，就得让他们享福。这福气，得靠你帮我一起给。”
他说得动情，眼眶有些发红。但杨慕初听出了话里的意思——他的孝心，需要她来实践；他的责任，需要她来承担。这就是所谓的“孝心外包”。
“张先生，”她开口，声音比想象中平静，“你父母确实不容易。但照顾老人是子女的责任，不是儿媳一个人的义务。”
张建国愣了一下，随即皱起眉头：“杨老师，你这话就不对了。嫁进来就是一家人，我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再说，我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你在学校上班，时间规律，寒暑假还能全天在家照顾。”
他说得理直气壮，仿佛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他负责光宗耀祖，她负责具体执行。
“而且，”他继续说，语气变得语重心长，“咱们都是苦出身，得知道感恩。我父母要是知道我能娶个老师，不知道多高兴。你学校的同事知道你嫁了公务员，你也有面子，我在单位也有面子。这不就是夫妻互相成就吗？”
茶馆里响起电视的声音，正在播新闻联播。
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了下来，玻璃窗上映出两人的倒影。杨慕初看见自己的脸，平静，但眼神冷了下来，去TM的面子。
“张先生，”她缓缓放下茶杯，“我想你可能误会了。我努力工作，是为了有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了成为谁家的免费保姆和生育工具。”
张建国的笑容僵在脸上。他显然没料到会被这么直接地反驳，眼神里闪过一丝错愕，随即转为恼怒。
“杨老师，你这话太难听了！”他的声音高了些，“什么叫免费保姆？一家人分那么清楚干什么？我挣钱养家，你顾家，这不天经地义吗？”
杨慕初看着他，“你的工资还了贷款还剩多少？够一家开销吗？让我做家务照顾你父母，再拿我的工资当生活开支，你的如意算盘打的真好。”
一连串的问题让张建国哑口无言。他张了张嘴，脸色涨红：“你……你怎么这么计较？还没结婚就开始算账？”
“不算清楚，怎么过日子？”杨慕初站起身，从钱包里抽出五十块钱放在桌上，“这是我的茶钱。张先生，你孝顺父母没错，但别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再见。”
“等等！”张建国也站起来，脸色铁青，“杨慕初，你别不识好歹！就你这条件，能找个我这样的不错了！我愿意娶你，是看你老实本分！”
他的声音有些大，整个茶馆的人都看过来。杨慕初感觉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背上，但她没有停下脚步。
“我前妻就是心比天高，结果呢？离了婚，三十多了，谁还要？”张建国在她身后说，语气里带着怨毒，“你也一样！过了这村没这店！”
杨慕初已经走到了茶馆门口。推开门时，初秋的夜风灌进来，带着凉意。她没有回头，径直走进夜色里。
街道上人来人往，路边摊的油烟味扑面而来。她沿着人行道慢慢走着，高跟鞋踩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手机在包里震动，不用看也知道是母亲打来的。
她没有接。
走到一个公交站，她停下脚步。站牌旁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太太，红薯在炉子里烤得焦香。老太太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手上都是裂口，但笑容很温暖。
“姑娘，来个红薯？热乎的。”
杨慕初摇摇头，继续往前走。
她想起张建国说起父母时泛红的眼眶，那是真实的孝心。但那份孝心里，没有妻子的位置，只有工具的价值。
她也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母亲的眼泪，父亲的药瓶。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但为什么每次要牺牲的都是她。
小时候，弟弟要玩的玩具要让，弟弟喜欢吃的要让。读大学时，靠奖学金交学费，生活费还得自己勤工俭学赚。
现在弟弟也读大学，可是他什么都不用管，没钱就打电话，一问就有。
现在自己的工资每月八千多，交五千给家里。为什么已经这样了，还要自己牺牲自己的婚姻。
手机又震动起来，这次是短信。她拿出来看，是母亲发来的：“谈得怎么样？张先生人实在，你好好把握！”
她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
然后，她做了个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