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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办公室，王姐给我递过来一杯热水。
“陈总，这么做，会不会太过了？”
“我刚看到老高在楼道里给他老婆打电话，被骂得狗血淋头，好像那笔钱早就计划好给孩子交寒假补习班的费用了。”
我喝了口水。
“王姐，我问你，如果这次我妥协了，下次呢？”
“是不是谁在网上一闹，我就得满足谁的要求？”
王姐沉默了。
“这盆冷水，必须泼。”
当天下午，张悦又在网上发帖了。
这次，她换了个角度，卖起了惨。
【因为一句吐槽，老板取消了全公司几百人的年终奖金，我成了公司的罪人，现在所有人都排挤我，我快要抑郁了。】
下面配了一张她趴在桌子上，肩膀耸动的照片，看起来很委屈。
评论区又一次被点燃。
“这老板格局也太小了吧？因为一句话就取消几百人的福利？”
“这是职场霸凌！典型的杀鸡儆猴！”
“心疼小姐姐，你没错，错的是那个黑心老板！”
新的舆论风暴，比上一次来得更加猛烈。
公司的电话被打爆了，全是来骂我的。
合作方也打来电话，隐晦地表示了担忧。
有本地电视台的记者联系我，说想就【无良资本家压榨员工】这个话题，对我进行一次专访。
王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陈总，现在怎么办？事情越闹越大了！”
我看着电脑上那些不堪入目的辱骂，眼神越来越冷。
“记者？想采访我？”
“好啊。”
我嘴角勾起弧度。
“告诉他们，我接受采访。”
采访定在第二天下午，就在我的办公室。
记者是个年轻姑娘，带着一个摄像师，一进来就咄咄逼人。
“陈总，你好，我是城市前沿的记者。”
“我们接到大量网友爆料，称贵公司无故取消了员工的年终奖金，只用廉价的礼盒敷衍，请问情况属实吗？”
她的问题充满了引导性。
我示意她坐下。
“不属实。”
我平静地回答。
“第一，公司取消的不是年终奖金，是春节红包福利。”
“第二，取消也不是没理由的。”
记者显然不信。
“可据我们了解，贵公司往年都有发放3000元现金红包的传统，为什么今年突然取消？这难道不是变相克扣员工福利吗？”
“当然不是。”
我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打印好的文件，递给她。
“这是我们公司一位新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以及下面的部分评论。”
记者接过文件，正是张悦那条【发了个空气】的帖子。
她的表情微妙。
我继续说。
“这位员工认为，我们公司没有发年货，我是个抠门的老板。”
“为了回应员工的期待，我们才紧急采购了一批实体年货礼盒，以满足员工‘拿不动’的愿望。”
“我们公司是为了关怀员工，怎么会是克扣？”
记者被我噎了一下。
她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坦然地承认事情的起因。
她很快调整了思路。
“即便如此，用价值一两百的礼盒，去替换3000元的现金红包，这中间的差价，是不是太大了点？难怪员工们会觉得您是在削减福利，借机省钱。”
这个问题很尖锐。
办公室外，许多员工都悄悄扒在门缝和玻璃墙边，紧张地看着里面。
我笑了笑。
“谁告诉你，我只准备了礼盒？”
说着，我站起身，走到了办公室角落的一个保险柜前。
输入密码，打开了柜门。
